清休宁知县廖腾煃在其《海阳纪略》之《汪杨命案审语》中，记载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休宁西乡的汪杨两姓家族因占“先茔”之地引发的命案，此案不仅反映了当时徽人“诬镟成风”，“或因口角微嫌而驾弥天之谎，或因睚眦小忿而捏无影之词”的“好讼”原因，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判官慎思明断的智慧。

　　休宁县西乡的社屋岭、崖峻岭陡，山林葱郁，是当地汪杨两姓祖迁地，村侧山岭中有山场一块，历来系“汪杨公业”山场。康熙二十八年冬，村民汪肇贞在此处“新行卜葬”，即将公用的山场地用作祖坟。而后村民杨元之也将父亲遗骸葬于山脚。汪氏家族见状，认为杨元之“伤其住居龙脉”，直接影响到汪氏家族的风水。双方为此争执，纠纷越闹越大，随后同时“越讼”互控至徽州府。徽州府宪台派员勘查后作出裁断，并将此坟葬纠纷后续处理发牌批转休宁县衙处置。

　　知县廖腾煃收到批文后，觉得此案已经宪台裁断，县府仅仅是召集双方现场定界，因“县务丛冗”，廖腾煃遂将此案批转交给县丞办理。

　　按《大清律例》规定，县丞是辅佐知县处理全县文书档案、粮草车马、征税等事务，一般并不办理正印官的审理案件事务。廖腾煃觉得此案并不复杂，便派县丞带人赴当地处理。可谁也没有料到，这起看似简单的收尾工作，却引发出一起“命案”。

　　初勘遭围

　　康熙二十九年农历十月十九日，休宁县县丞遵照宪台批照和知县委派，带着一行衙役来到争讼山场。事前，他通知汪杨两家主事共同到纷争的山场定界。杨氏家族指派杨元之和乡绅杨劻祖等跟随前往。

　　然而，县丞进村后看到汪氏家族各锁门户，“村居之内，窥无一人”。到了争讼山场边界处，他发现争讼地界黑压压地站满汪氏一族老妇，现场没有一个男丁。县丞急令她们把“当家”男人叫来勘查定界。围在山界汪氏众妇无人响应，却突然呼天抢地哭喊起来，随后只听得一阵呐喊，躲在山林的汪氏家族男丁闻声赶来，蜂拥而至，对杨元之等人大打出手。县丞等急忙劝阻，可身单力薄，无济于事。县丞在衙役搀扶下慌不择路急忙下山。

　　这场混战，杨劻祖身受重伤，差点殒命。其他跟随的杨姓人也被围殴致伤。杨姓族人一怒之下上告县府。汪氏家族也上告县府，声称混战中，汪家仆妇潘氏被杨劻祖、杨元之、杨子展等杨姓人殴打致死，惨不忍睹。要求县府惩办真凶，还汪家和受害人一个公道。

　　老妪之死

　　廖腾煃接到诉状，陷入沉思，虽然山场斗殴现场混乱，真假难辨。但杨元之一介儒生，斗殴中始终相伴县丞左右，在场衙役也证实潘氏之死与杨元之无关。杨劻祖被汪家壮汉打得四处躲藏，自顾不暇的他不可能殴潘致死。而杨子展“两目近视，两脚疯肿”，衙役“俱供未经登山”，不可能存在残疾疯脚之人“敢于群凶打降挥拳杀人”。

　　从整个案件来龙去脉中，廖腾煃明白杨氏家族山界已经徽州府宪台明断，地界明晰，杨元之随县丞到山场只是为了当面勘查划清地界，无任何挑衅“打降”动机，反而是汪氏一族明知双方纷争的“先茔”山界已经官断明了，愤愤不平。很明显，整个群殴事件很可能是汪氏一族布下的陷阱，先由村妇阻拦滋事，后由众汉聚集出手，再以人命案为由强词告状，企图“扳输为赢”。

　　那么，潘氏究竟如何猝死？谁又是真正凶手？廖腾煃在《海阳纪略》中写道：“独是人命重案，必以佐证为主。卑职遵奉宪批，吊集两灶佐证，细加严鞠。”

　　山重水复

　　廖腾煃认为潘氏之死，绝非“细故”小事，按律法应属“大刑伺候”大案，需审慎细查，否则，将会造成“死者之冤未申，而生者之怨复起”，贻害无穷。

　　廖腾煃先差使衙役将投诉的汪氏一干人传讯到场。经过讯问，投诉者承认自己并未现场见到潘氏被殴致死，只是潘氏死后，汪家族人才“始投各证登山查验”。“伏告人命，不取于在场目睹之人证，而以死后投验之人为证”。这就是说，潘氏被殴致死并无直接证据，只有死后办理投殓之人证言。

　　廖腾煃思虑再三，觉得关键还在“已故潘氏之十邻”。随即密拿潘氏左邻右舍到堂，讯问缘由。

　　正在查案关键时期，徽州府宪台收到汪家控告，控状中称，休宁县衙廖知县等“官差扰民”，且杨家在霸占争讼山场中曾经行贿汪家族人，休宁县衙查案不公，有包庇之嫌，随状还出具行贿银票等证据。

　　接到徽州府宪台要求并案同审批照后，廖腾煃忙细细查究，发现呈堂证供的物证——“行贿”的银票上注明有“砖瓦”字样。便传讯杨润正等到堂，杨润正等陈述，在此案纷争发生前的康熙二十九年七月间，杨家曾经跟汪家在事发公用山场调换山地，此为“公调交易”并非“行贿”。杨润正还出示了公调交易中汪家族民汪元恒亲笔画押等书证。廖腾煃将银票和画押等书证尽数“交呈宪台”以便宪台“可瞭然矣”。

　　查明诬陷“贿赂”控案真相后，廖腾煃紧锣密鼓地调查潘氏命案。在得知潘氏之子程仲信“久经外出”不在家后，立即密拿潘氏儿媳仲信嫂到堂。仲信嫂供述，潘氏生前跟她说过，汪家曾经以承诺供养潘氏酒食、逝后赠与“棺衾”为条件，吩咐潘氏“往候官到，扯候官轿”，拦轿闹访。仲信嫂说，汪家还恐吓自己，不许见官供明事情原委和潘氏生前详情。

　　康熙二十九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廖腾煃获悉潘氏之子程仲信从外乡赶回家，即命人传讯到堂。程仲信供述母亲潘氏已78岁，年老多病，但汪家许诺母亲后，母亲被汪家引诱上山，终因体力不支而猝死。讯问中，廖腾煃还得知，社屋岭与潘氏家居地山路遥隔五里，潘氏“年老衰病，有何匍匐到山乎？”。

　　显然，有人事先安排潘氏上山。正是在汪家怂恿引诱下，年老病弱的潘氏竭尽全力上山拦轿喊冤而猝死。虽然，擒拿到案的汪崇本狡辩抵赖，但种种证据指明了一个事实：此案是汪姓对宪台明断双方纷争的“先茔”山界不满，而“借此故杀诬人之无疑矣”。

　　真相大白

　　汪崇本、汪肇贞等人引诱怂恿潘氏上山，对潘氏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经过堂审，汪姓族人招供后，廖腾煃以诬告罪作出最终裁决。依据《大清律例》“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条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子孙将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将家长身尸图赖人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尊长将已死卑幼及他人身尸图赖人者，杖八十。其告官者，随所告轻重，并依诬告平人律论罪。”廖腾煃对此案始作俑者汪崇本等科罪量刑，除“杖八十”外，判徒刑三年。而汪肇正、汪崇连等人，经细查，在山场斗殴中并未到场也未参与，经人保释，作训诫处置，并报徽州府宪台最终裁决。

　　尽管此案杨姓家族获得胜诉，但为了化解世仇，避免今后讼事难断，廖腾煃命杨姓族人将祖坟迁走，“以解两造深仇”。

　　掩卷反思，廖腾煃感叹不已，他在《海阳纪略》中写道：“哀哉！汪姓山野愚民，只知争坟角胜，不知身罹国法，以至于此。而杨元之为争地葬父，兄弟叔侄，致深汪氏怨毒，无端招尤。构此太难，不亦可为感于风水者戒乎？”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