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塑造出独树一帜的法治谱系，凝聚了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德主刑辅”思想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价值，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用今天的学术话语表达，主要包含如下三个维度：

　　教之：构建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体系

　　“德主刑辅”思想由汉代大儒董仲舒正式提出，其中的“德”与“刑”应做广义理解。“德”泛指道德和礼义，“刑”泛指政令和刑罚。该理论的具体运用在于兼顾道德与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但更偏重于道德的教化功能。“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德主刑辅”理论的治理智慧之一便是通过德化的方式，在百姓心中建构起一套评价是非善恶的价值体系，教导百姓内心向善、耻于为恶。

　　德化的过程蕴含“有德”“明德”“德治”三个层次。“有德”，即统治者自身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这是德化的根本前提；“明德”，即统治者践行道德，将其弘扬于天下；“德治”，即统治者以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论语·为政》篇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若以政令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百姓因害怕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只能在外在行为上远离犯罪，内心不能真正向善，长远看来并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用道德礼义治理国家，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在百姓心中凝聚并建构一套判断善恶的价值体系，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某一行为之前先用心中的价值观进行衡量：符合内心道德标准便为之，若不符合则不为，从源头上减少作恶的动机，这样就能将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使天下百姓的心理和行为皆日趋良善，且自身并未觉察到已远离罪恶，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构造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社会秩序。

　　齐之：规范社会成员外部行为

　　董仲舒在论证“德主刑辅”理论时，采用“性三品说”解释其合理性。他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是“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世间之人绝大多数都是中民，可以通过教育引导而使之发生变化，所谓“名性者，中民之性。”在社会治理中，对群民百姓先以德礼教之，德礼不能发挥作用时再用刑罚予以惩治，以政刑齐之。“德主刑辅”理论的治理智慧之二便是制定一套完备的规范体系，以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齐之的过程分为两个层次，即“制礼作乐”与“立政定刑”。

　　制礼作乐即制定礼仪规范，将犯罪行为制止于发生之前。孔子曾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治理民众的最好办法是用道德进行教化，然而在可教化的“中民之性”中，并非所有人的天资都一样聪慧，他们对伦理纲常的理解和领悟必然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百姓外在品行的参差不齐。面对这样的情况，需用礼使人们的外部行为保持统一，“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哪怕民众内心并未充分领悟道德的内涵，只要知道符合礼的可以做，违反礼的不能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模仿、践行相应的礼节仪式，其行为自然能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社会秩序便能归于和谐；立政定刑即制定刑罚规范，对已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面对那些经过教化仍不改变的人，需用政刑加以约束。政是治理的工具，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对贵族与平民一视同仁，官员犯法也会受到惩罚，百姓有功也可得到奖赏。当政不被遵守时，再以刑齐之，“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刑罚可整治贪官污吏、威慑群民百姓，使天下之人不敢肆意为恶，从而遏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德、礼、政、刑四者共同组成“德主刑辅”的理论基石。当德不能起到效果时，便用礼齐之，保证德的教化作用；当礼不被遵循时，便用政齐之，保障礼的规范作用；当政也不被遵守时，便用刑齐之，保障政的规制作用。“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在这样层层递进的治理模式之下，可以使群民百姓的外部行为都被规制在制度范围之内，起到维护秩序的作用。

　　平之：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公平是国家治理的永恒追求，然而“礼”或“政”这类行为规范，它们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均是人为制定的规则体系，不可能对世间的道德情理包揽无遗；并且法律天然带有滞后属性，无法根据时代变化而自主调整内容，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难免与情理发生冲突，妨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德主刑辅”思想的治理智慧之三便是将道德的精神融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使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更能体现民众的情理诉求，让法律在道德统领之下运行，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天理、国法、人情有机统一是我国传统社会追寻的理想法治状态，被历朝历代施政执法者奉为目标。董仲舒在构思“德主刑辅”理论时，借用“自然说”表达了对天理、国法、人情有机统一的理想愿景。他认为天是万物之祖，制造日、月、风、雨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以孕育万物，故“圣人法天而立道”，君主应依据自然规律去制定世间的规则，广施仁爱而无私心，布施恩泽以厚待百姓，建立礼仪去引导万民；天在春季生育万物、在夏季滋养万物、在秋季消杀万物，与此相对应，君主也应以仁关爱百姓、以德培育百姓、以刑惩治罪犯。

　　由此，他将天、人、法三者联系起来，主张法的制定、运转必须遵循天理、顺应人情，并指出儒家经典《春秋》便是其中代表之作，“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天道即天理，是“法上之法”，指自然天成的道理、规律和秩序；人情是“法外之法”，是不夹杂个人情绪在内的公众情感。二者都可归属于道德的范畴，天理即自然道德，人情即人伦道德，因而平衡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便可实现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有机统一，进而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德主刑辅”思想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汉朝以后一直被奉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分别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