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70多岁的独龙族老人李文仕（左）和女儿一边编织独龙毯一边交流。新华社发

　　消失的野生白鱀豚、极度濒危的东北虎、珍稀濒危植物秦岭红杉……在近年的科普中，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保护濒危动植物的紧迫性，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濒危语言”仍是一个陌生概念。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事实：格曼语使用人口13人，能较流利使用多续语的人仅剩6位；松林语的歌谣已经全部消亡；仓洛门巴语的许多歌谣、故事、神话传说已趋消失……

　　“大约平均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消亡”——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触目惊心：世界上现存约6700种语言，其中约40%的语言濒临消亡。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丛书（以下简称“濒危志”）记录，我国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有的语言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会说，濒临消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越发严峻。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学者开始行动，他们走进喜马拉雅山区，走到长白山下黑龙江畔，走入莽莽的海南丛林……发起了一场场与时间的赛跑，抢救了一批珍贵的语言资源。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濒危志”总主编、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曹志耘说。

　　消失的木佬语，眼看着输给了时间

　　濒危语言的故事总要从遗憾说起。

　　“濒危志”第二辑编委、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莉宁翻开了一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你看这书中记载：‘本项田野调查工作进行于2000年8月，地点是麻江县龙山乡复兴村芭茅寨，发音合作人文国英，女，时年87岁，她是当时唯一一个还会讲木佬语的老人。’到了2015年，我们发动了各界力量，找了几年，也没有再找到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遗憾，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输给了时间。”王莉宁说，因为未能找到木佬语的母语者，不得已放弃了调查工作，而该语言很可能已消亡。

　　在全世界范围，有许多像木佬语一样的语言，它们已经或正在消失。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发布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第一次用“语言地图”的形式，向人们直观地展示了全球部分地区濒危语状况。图上列出了2474种语言的名称、濒危程度和使用地区，其中有230种语言自1950年起已经濒临消失。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数量分别为192种和147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10大汉语方言，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濒危语言地图”上，我国的情况稍好。但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一些语言、方言和地域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让我们听见古籍里的声音，让后代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们做的这些事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些语言离我们太远了吧！”——这是语保人时常遇到的“灵魂拷问”。

　　其实，方言及其影响就在我们身边。王莉宁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茶的英文Tea就是从汉语的闽南话中传入的。如今，厦门话、泉州话里仍把茶称为“叠”（音），在古代这个读音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到了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有80多种语言都把茶称为Tea或者Thé。王莉宁说，这个读音离我们的生活也不远，沙茶酱又叫沙嗲酱，这个“嗲”就是潮汕话中茶的读音。

　　濒危语也不是偏远地区的专属“物种”，它们就在我们身边。

　　即将出版的“濒危志”第二辑收录了深圳地区的一种汉语方言——占米话。据深圳大学吴芳副教授调查，占米话主要分布于深圳市深汕合作区与惠州部分乡镇的村落，该区域各镇的占米话人口有1万至2万人不等，深圳坪山新区的个别村落中也有这种方言，但当地还能说这种方言的人只剩十几人了。

　　吴芳说，占米话见证了明末一段迁徙的历史，“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族谱记载，一些地方讲占米话的人最早是由福建迁入广东的”。当地县志记载，明末东莞人黄招远起义失败后带兵逃到海丰，在鹅埠一带定居下来，由于长期受到客家话和福佬话的影响，就形成了一种粤客闽混合方言。

　　“占米话中保留了大量古语词，折射出这支方言对古代汉语的传承，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吴芳介绍，这支方言的古语词，远的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不少古语词仍是当地人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如称曾孙为“息孙”，这与战国时的称呼是一脉相传。王莉宁说，许多方言正是古代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发音，那该是多么的震撼。”

　　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规划调查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100个。

　　“语保工程”的重要目的就是为濒危语言留下“声音标本”，而不止于文字记载。翻开“濒危志”，每种语言都附有二维码，扫码后可获取该语言的音视频——悠扬的库伦蒙古语歌谣、来自水乡的浙江廿八都话……当遥远的声音出现在耳边，读者仿佛拥有了跨越时空的能力。

　　“濒危语言保护，即是存史，让历史变成有声的。”王莉宁感慨，我们现在常常讲“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就是让我们听到古籍和历史的声音，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声音。

　　曹志耘说，语保工作者奔赴全国各地，一批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语料、音视频数据和口头文化资源汇聚到中国语言资源库，一些从未被记录过的语言、方言在即将消亡前留下了它们的声音。

　　未来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复活这些语言

　　在写到某种濒危语时，中国传媒大学李大勤教授通常用代词“她”来称谓自己团队调查的语言。先后7次到西藏昌都、林芝、山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李大勤已经抢救、保护了20多个“她”。

　　李大勤第一次进藏是2001年，当时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做博士后研究。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随社科院江荻老师去西藏察隅县调查僜人的语言。李大勤回忆，20年前这次田野调查“像西天取经一样艰险”，去的时候翻山越岭整整三天才到察隅县城，路上多次遭遇塌方、断路之险；在调查的近三个月内饱受物资短缺的折磨；在回来的路上，还差点被泥石流埋葬，等两个人从车里爬出来，整个吉普车都被泥石流淹没了。回京时两人身上都已伤痕累累。

　　可就是这样一次艰险的经历，让李大勤决心从偏理论的语法研究转到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保护。“因为通过那次调查，我们发现了第一手的语料，深刻感受到了这些语料的珍贵。”李大勤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非常需要这些基础性调查的工作，而目前少数民族语言语料的缺乏恰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最大瓶颈——这就是中国语保工作的重大价值所在。孙宏开等学者就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在田野上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大师。

　　极具代表性的是西藏的格曼语，她在几代语言学者的接力保护下被完整记录下来，并拥有了永久的生命。

　　据孙宏开等几位学者调查，1976年左右，在察隅县治下，尚有200多人能说格曼语。但2001年李大勤去调查时，能说格曼语的人只有130多人，到了2015年，能说流利格曼语的僜人只有13位了。目前，该语言已属于极度濒危语言。尽管如此，通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该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材料及相应的有声数据已经得到了很好留存。李大勤说：“有了这些调查成果及留存下来的音像材料，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她消亡了。我们正在整理一部近120万字的书稿，其中附有5000多个词汇、1000个句子、50万字标注过的活态话语材料，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在将来借助人工智能复活这种语言。”

　　据了解，“语保工程”开始后，李大勤和他带领的中国传媒大学语保团队已基本完成了对西藏自治区山南、林芝、昌都三市下属县域极少数族群语言的深度调查工作，为藏东南极少数族群所使用语言的保持、抢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令人振奋的是，调查的过程中该团队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语言，包括2015年发现的素苦话、2021年发现的松林语和扎话等。李大勤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老一辈学者期望对昌都、林芝、山南三地语言开展地毯式调研的心愿。”

　　近几年来，《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和《中国濒危语言志》等一批重要成果陆续发布，濒危语的神秘面纱正慢慢揭开。据了解，“濒危志”第一辑共30册，其中包括安徽祁门军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等10种汉语方言，甘肃东乡唐汪话、海南三亚回辉语、西藏察隅达让语等20种少数民族语言。目前，“濒危志”第二辑也已完成调查工作，涉及20种濒危语。

　　王莉宁介绍，两辑“濒危志”共有近90位专家学者参与，涉及科研单位56所。为了完成“濒危志”的调查工作，许多作者从象牙塔走向田野，不畏严寒酷暑，背着各种器材，奔走于城乡郊野、大街小巷，记录即将消逝的乡音，捡拾散落的文化碎片。有人为了拍摄丧葬场面，与送葬亲友一同跪拜；有人为了寻找一个旧凉亭，翻山越岭几十里路；有人因山路湿滑而摔断肋骨，住院数月；还有人因贵重设备被盗而失声痛哭……

　　“抢救濒危语，都是拿命去拼的。”在李大勤看来，语保人的拼命精神源自责任。一种语言或方言走向极度濒危或消失，意味着人类的文化宝库失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观念系统，失去了一种看待世界乃至与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语言也有着一个“生态系统”，多语状态是理想的社会生态子系统，语言的种类丰富后，我们的意义世界也就更丰满。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方言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文化基因，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正如李大勤所说，“家乡话就像烙印一样伴随我们，构成我们人生的底色，支撑着一生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