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贩卖良人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略卖、诱拐更是触犯刑律。然而，自从有人口买卖起，拐卖人口之事就一直未曾断绝。至于清代，人口爆炸的背景之下，拐卖良人的流毒更甚，其中诱拐女性现象尤为严重。在清代《刑案汇览》中，略卖、诱拐案件中女性被拐占比即超过八成。

　　为遏制拐卖妇女之风，清政府在立法层面予以了高度重视。《大清律例》对人口拐卖就有相关处罚规定：“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而对拐卖妇女的人贩如何定罪，《州县须知》如是界定，“诱拐案件如系用药迷拐与拐卖多人，为首及被拐之人并未给亲完聚，并拐回奸宿，或先系和诱后复殴逼者……比对实缓条款。”诱拐人口判刑量刑类同图财夺产杀人、无故杀妻、夺刃伤人等罪，需加严厉惩处。而实缓条款可参照清人阮葵生所撰《秋谳志稿》“秋审之类凡五，一情实，二缓决，三可矜，四留养，五承祀，各别其情以于类。按国初分情真应决为一项，缓决为一项，可矜可疑为一项，矜者减等，疑者覆问。”若是确认了情实，判为照实，则到秋后就要处决。而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查办秋朝审缓决三次以上人犯条款”确定如若犯人三次判为照缓，即可免死罪，减等从轻发落。《秋审实缓比较成案》里的记述更为详细，“诱拐不知情及强略人口卖与境外之人案，如系用药迷拐及被诱之人尚无下落，或诱拐二三案同时并发，内有一人尚无下落，并拐回奸宿暨转卖为娼，或拐后不从而殴迫者，俱应入情实。如无前项情节，虽诱拐多次，被诱之人均已给亲完聚，俱可缓决。”另外道光十九年补充规定，如仅有下落尚未追出给亲完聚者入缓，监禁十年方准减等。以上是清政府打击拐卖妇女现象出台的法律条文，那在实践中如何操作，还需要落实到具体案件当中。

　　在清代《秋审实缓比较成案》中我们能看到清中后期详细的秋审审理以及对人贩之判决，现选取几例典型案件来做观察。道光二十一年的陆亚沅案，记载比较明确“向不论人数、次数多寡，以被拐之人有无下落分别入缓。”此案中犯人陆亚沅等人虽然所拐人数较多，但鉴于已将受害人都给亲完聚，最终均给定照缓。与此相似的是道光二十四年江苏毛氏诱拐案。毛氏拐卖妇女与人为妻，然尚未成婚，被卖之人就已给亲完聚，自可照向办章程入缓。而另一起发生在道光二十二年的福建魏氏诱拐妇女案中，被诱之人业已给亲完聚，其拐后致令失节。但在判决过程中，有司认为这一性质终究与强卖为娼不同，最终魏氏入缓。和前述数案相对的，是咸丰八年山西余某某案，其诱拐女子并行奸污，向办章程应入情实，虽被诱之人业已给亲完聚，无可宽，照实。从大量类似的案件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司法实践当中，拐卖罪一般定为缓决，视具体情况，情节严重者定为情实。

　　结合法律条文及具体案例，清代司法对拐卖妇女案件的判决有如下几条重要标准和参考依据，一是被拐之人有无下落，是否已经送回原家中与家人团聚；二是人贩是否有对被拐女性实行性侵犯，或是贩卖为娼；三是人贩对不顺从的被拐女有无殴打、胁迫行为。以上行为均可判定为是情实，从重处理。首先，在具体司法案例当中，如能追查被拐人下落，顺利给亲完聚，使其恢复正常生活，犯人通常都能判缓决。而根据上文提到道光十九年颁布的条例规定，即使被拐人下落尚未查清，亦判缓决，但需监禁十年，十年后再议减等处理。其次，从具体的案例可以得出，被拐女子往往易受到人贩的各种暴力胁迫和身体伤害。并且她们中的一部分则会被辗转卖至妓院，无奈沦为娼妓。

　　将以上判决标准进一步进行解读，就可窥见清代此项立法之中心思想及意图。清代官员在处理拐卖一类的案件时，往往更看重案情而不重案由，更看重被拐妇女的实际权益和最终结果，而不是对拐卖行为本身从重处理。结果往往就是，只要受害人能回到家中，其被卖后是否失节，人贩均可轻判。另外，不论人贩拐卖多少人次，也都可以被判缓决。这反映出清朝政府对拐卖行为的处理态度是较为柔和的，人贩事后补救即可获轻判。这其中有一定的现实考量，此法降低了执法难度和社会救援成本，人贩为了减轻罪责多会主动招供拐卖信息，寻回被拐人口的效率也得以提高。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拐卖分子，违法成本降低致使违法者甘于铤而走险，拐卖行为屡禁不绝。在清代中后期人口贩卖需求高企的社会现实下，这也是整治无果后的一种无奈妥协。而对暴力胁迫、转卖妓院等行为则毫不宽恕，严厉处置，这亦可理解为是对受害人的最后一道保护。总的来说，清代时官方无法做到从社会根源上杜绝拐卖妇女案件的发生，但是希望于通过法律条文的设置以及现实案例的判罚，引导人贩的行为和判断，尽可能地保护被拐人的权益，减轻其被拐受到的后续伤害。（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