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正义能否如期降临？对“吃数字饭的”外卖小哥来说，公司将他们3公里1小时的送餐时限压缩为3公里38分钟，让他们感觉数字很不友好。对被数字甩在身后的老人和残障人士来讲，疫情期间扫码、填行程单，陌生的智能化操作，让他们感觉网络凉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民生保障问题。委员们表示，正义，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当均等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在共同享受数字正义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数字如何为正义插上翅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目标，推动实施数字经济、宽带中国、“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战略行动。

　　作为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影响着全球未来经济格局，同时，也对数字应用如何赋能数字正义提出更高要求。

　　何为数字正义？3月8日，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的一组数据，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

　　“数字正义是要适应时代变化和科技发展，推动以在线化、智能化方式预防与化解纠纷，最大限度便利当事人，并降低诉讼成本。”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表示，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就是要在诉讼服务和司法审判领域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跨越“数字鸿沟”，建立“数字信任”，推动“数字治理”，服务“数字经济”。

　　人民法院牢牢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以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记者注意到，浙江法院在数字应用方面的探索，被写进了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

　　近年来，浙江法院探索形成“浙江全域数字法院”。

　　多地法院通过“共享法庭”这种数字化手段，把司法工作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的最末端，延伸到行业协会和专业市场等领域，为各类社会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治样本和导向指引，构建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一体化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闭环，促进基层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介绍说：“浙江法院坚持‘整体智治’的目标和‘守正创新’的理念，全面推进此项改革，持续深化平台化建设、无纸化转型、智能化赋能，巩固提升‘杭州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等创新成果，努力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司法平台，提供全时空在线的司法服务，构建全领域智能的司法模式，驱动司法制度的全方位变革。”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是一名餐饮业的企业家，他在走访中了解到，重庆法院也在数字应用上不断取得新突破，“车载便民法庭”推出3.0版，“移动微法院”既可以网上跨域立案，也可以跨地域在线参与诉讼，为很多企业提供了服务和保障。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重庆法院利用互联网办案，依托重庆智慧法院建设让疫情期间案件办理不停摆，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严琦说。

　　警惕！防止数字制造的不正义

　　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东城区国瑞购物中心热闹非凡。楼下并排停靠着不同平台的外卖电动车，记者看到其中一辆尾箱后面贴着骑手招募令的广告，便凑了过去。

　　“月入过万肯定没问题，不过你得‘会’骑车。你拍个照，上面有招聘电话，我得送餐去了。”

　　容不得记者追问，小哥将餐品放置在尾箱内，一溜烟逆行离开了。

　　随着我国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驾驶员、快递员、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些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外卖小哥逆行”，相关结果约有28.4万条，其中因为逆行引发交通事故的事例不胜枚举。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主任迟日大分析：“由于平台算法的‘最优选择’，快递、外卖小哥们为防止因为违背算法设定的工作时间或者工作量等受到惩罚，因此才会出现开快车、逆行、超车等违法行为，他们困在系统中，被迫与时间赛跑。”

　　“宁可慢下来，也要守法律讲安全，网络平台不应是法外之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辽宁省委副主委、本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萌娇提出，完善我国新就业形态用工法律制度是当务之急。

　　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少平认为，立法层面对新就业形态用工法律关系分为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两类，而行政规章层面则分为三类，在人民法院不能拒绝裁判且行政规章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时，会导致司法裁判与行政管理相冲突。

　　李少平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统一新业态用工法律规范体系，如果修改法律时机尚不成熟，可以暂由司法解释作出开放性规定，审判实践先行探索，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员保驾护航。

　　为防止大数据、算法成为制造不正义的工具，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台盟吉林省主委孔令智认为，大数据、算法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目的是要服务于人，而不是奴役人。对此，孔令智给出建议，司法大数据是智慧法院建设所积累的宝贵财富。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分析出外卖小哥、消费者、平台之间存在的纠纷规律和平台的违规违法行为，对前者进行类案总结提升，力争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对后者进行司法监督，给予相关部门司法建议，共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先进带后进，跨越数字鸿沟

　　老年人和残疾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当他们的权益遭受到侵害时，心理上迟钝的反应和生理上的某些缺陷，常常会导致他们判断力下降、参与诉讼能力不足等，且“智慧司法”有可能成为阻隔其依法维权的“数字鸿沟”。

　　步入新时代，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人都不能落下步子。

　　“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积极提供辅助引导或线下服务，帮助跨越‘数字鸿沟’。”这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向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各地法院已陆续探索建立有效机制。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推进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的工作指引》，围绕诉讼程序保障、实体权益维护和社会力量统筹三个维度，提升老年当事人诉讼体验水平，保障老年当事人平等参与诉讼程序，享受智慧法院成果。

　　“很多老人年纪很大，精力有限，法院设立适老诉讼服务站，为老年人诉讼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安检、优先接待、优先办理等服务，确保老年人的诉讼权益。”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莉沙说。

　　司法服务更要暖在老年人心上。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克明在辽宁法院走访时看到很多法院在诉服大厅设置专门的适老诉讼服务专用窗口，放置加大号字体的诉讼服务指南，定制符合老年人生理需要的专用座椅，提供轮椅、老花镜、医药箱、助听器等设施，“让老年人感觉到家人一般的服务”。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着力从强化自身业务素质方面入手提升服务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工作能力。对于交通不便涉残疾人案件，积极采用网上立案、上门立案、电话立案等绿色通道快速立案。推广巡回审判、就地审判、上门调解等巡回审判模式。利用小额诉讼、督促程序、先予执行程序等多种诉讼程序帮助残疾人尽快实现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市牛砦清真寺阿訇杨万里建议，“还可以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研发专属App，在各个场合设置专人线下指导，保障他们在数字时代不掉队”。

　　“实现数字正义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绝不是人民法院一家的事，相关的政法单位、法律服务单位、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企业、普通消费者等都有义务参与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表示，“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合力为弱势群体提供兜底保障、个性化服务，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放眼东中西部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应用还远赶不上东部发达地区。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海军认为，“一方面政策扶持要有针对有倾斜，另外要加大跨地区的交流互动，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在数字应用上创新出彩”。

　　“数字正义终将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在迈大步子的同时，一定要回过头来，搀扶一把后进者，让他们迎头赶上，和大多数人一道分享数字带来的红利。”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