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办的互联网医院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6月,我国互联网医院超过1600家。数据显示,其中参与方来自公立医院的占比69.5%,而民营医院占比仅6.2%,其他机构占比24.3%。
2018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医疗”准入和医保支付政策的不断完善,加之疫情防控需求的催化,公立医院纷纷“触网”。依托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方面舞台广阔,但也存在使用率低等问题。
拓宽医疗服务半径
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经过了长期的政策引导与准备。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3份文件,首次明确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国家对其实施准入管理。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将医保支付的范围从线下的医疗服务扩展至线上。2020年3月,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将常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服务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席科学家钱步月介绍,随着医改走向深入,药品、耗材实现带量采购;为规避过度医疗、节省医保资金,DRGs(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模式逐步落实,从“按项目付费”到“按病种付费”,倒逼公立医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作为先行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从2014年开始探索互联网医疗,次年上线“邵医健康云平台”,构建“互联网+区域医院+医生+健康产业”的模式。医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任林辉告诉记者,互联网医院将推动形成“线上线下一体,院内院外一体,上级下级一体”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线下门诊每天只有1.5万人次的承载量,线上则可以承载8万人次。互联网医院改变了看病路径,有利于医院提质增效。”钱步月说,“不少慢性病患者每月都要花费一周时间住院检查,整个过程至少消耗两个门诊号源。在线上平台,医技类检查每月固定时间自动触发,患者随做随走,报告会同时推送给医患双方,药品直接配送到家。”
辐射带动分级诊疗
今年5月,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揭牌运行,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及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开放,涵盖诊前咨询、在线复诊、双向转诊等。患者可以在当地医院申请中日互联网医院联合门诊,专家与当地医师一起接诊“基层首诊”患者。
“要让百姓相信基层医院,而不是一窝蜂挤到大医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告诉记者,通过医联体协同和远程会诊,帮助下级医院不断提升接诊能力,是促成分级诊疗的有效手段。
“通过5G信号传输系统,专家可以远程指导数千公里以外的医生实施治疗。对偏远地区患者来说,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大夫‘常驻’家门口。”卢清君说。
林辉表示,互联网医院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效协同,满足基层“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愿望。“基层医院缺乏医疗资源,很多患者只能转到大医院,又要重新走一遍常规流程。在‘邵医健康云平台’上,区域内医院共享核心检查设备。基层医院不能做的检查,可以帮助患者预约省内有设备的医院。同理,在大医院需要等待数日的普通检查,患者可以选择去离家近的社区医院做。”
“平台逐渐完善后,大医院的轻症病人会被分流,更多重症患者能挂上号。基层医院节省了自建互联网医院的高额成本,而且随时能获得来自上级医院的支持。”卢清君对未来充满信心。
打通堵点仍需过程
数据显示,全国实体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2020年平均每天接诊约55例,参与科室31.5个、医生320位。即使碰上疫情,公立医院的线上诊疗也暂未表现出足够的吸引力。
林辉分析称,目前互联网医疗只允许复诊,按照线下最低标准收费。这也决定了线上诊疗的体量较小,更多则是无法收费的诊前咨询。“公立医院的医生动力不足,若想将其日常化,需要一个长久合理的绩效机制。”
钱步月认为,平台只是优化就诊流程的工具,要靠线下资源支撑。医生在移动端随时随地响应患者需求,将慢性病患者分组管理,在线下只能服务100个患者,利用平台可以服务500个,自然会更有热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俭曾表示,大部分公立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不够理想。“一家互联网医院就是一个信息孤岛。患者要找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就需要下载多少个App。”
“医疗服务的重点是质量和安全,放在互联网上也一样。”卢清君指出,要保障医疗安全、数据安全、患者身心安全,堵住一切可能的漏洞,公立医院的探索注定漫长。“通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密钥有一定风险,目前我们采用eID(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银行卡、医保卡、手机号等身份识别系统,各医院之间亟须达成一致。”
卢清君说:“技术、运营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医院大多没有技术人才,需要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共建,后者又不懂医疗,只能一起边做边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