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宫廷斗争相对激烈，尤以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武周革命为甚。时任大理寺副长官大理寺少卿的徐有功，却能在武周时期“持平守正”审理案件，为捍卫法律，将生死置之度外。

　　执法宽仁

　　徐有功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科举出身，早年任蒲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司法参军（从七品下），负责追捕盗贼，审理案件。他“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论刑定罪时常怀仁恕之心，从不杖责囚犯。等到他任期届满的时候，“不戮一人”。

　　大致在光宅元年（684年）稍后，徐有功调到朝廷出任司刑寺司刑丞。司刑寺即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司刑丞即大理丞（从六品上），分管尚书六部下辖各部门和州府的普通刑狱案件。

　　光宅元年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关键一年，这年她废黜三子中宗李显，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畏唐大臣谋己”，提拔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构陷无辜，皆抵极法”。只要发现谋反线索，查出谋反大案，告密者和办案者都一律官升数级。告密之风大行其道，“公卿震恐，莫敢正言”。

　　大理寺很多官员亦是“竞为深酷”，只有徐有功“数犯颜争枉直”，据法力争，努力查清事实真相，将屈打成招的“谋反”分子几乎全部无罪开释，“前后济活数十百家”。当时有民谣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碰到来俊臣、侯思止必死无疑，遇见执法平恕的徐有功、杜景俭一定活命。

　　武则天为束缚徐有功，多次把他叫到宫里当面判案定罪。徐有功“常于殿庭论奏曲直”，武则天“厉色诘之”“左右莫不悚栗”，徐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史料中留下了很多他断案的故事。

　　平反冤案

　　韩纪孝案。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很快被平定。韩纪孝曾经在徐敬业军中任职，但在被抓之前就已去世。负责审理此案的顾仲琰为讨武则天欢心，作出了“籍其家”即将全家罚没为奴婢的判决，武则天予以批准。

　　徐有功听说后要求重判，“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按照法律规定，犯下谋反大罪的人必须处斩，但韩纪孝已经过世，就不能再让他的家人连坐。武则天无可奈何，赦免了韩纪孝全家，另有数十家百姓也援引韩纪孝案例无罪释放。

　　颜余庆案。垂拱四年（688年），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等宗室起兵保卫李唐政权，功败垂成，朝廷四处搜捕他们的同党。魏州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县尉颜余庆曾帮助李冲在当地收取货款，被人诬告为李冲谋反集团重要成员。大理寺判决为“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按照永昌元年（689年）的大赦法令，颜余庆属于被裹挟的群众，流放即可。武则天不予认可，就召开御前审判会议重新讨论案件。御史台侍御史魏元忠说颜余庆曾为李冲追债，并有文书来往，必须认定为核心骨干，“请殊死，籍其家”。

　　徐有功反驳：“律以造意为首”，法律上说的首恶分子是首先动犯案念头之人，颜余庆属于支党胁从。“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今天你把胁从当成首恶，便是把活罪办成死刑；大赦之后还要处人死刑，还不如不颁布赦免法令；给人以活的希望又去杀人，还不如不给活路。武则天让徐有功重新审案，最终免除颜余庆死刑。

　　李仁恒案。有人告发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一带）人李仁恒及其同乡37人集体谋反，大理寺判决，“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37人纯粹是因为宅基地之类的邻里纷争起的矛盾，怎么能上纲上线到谋反。谋反和谋叛都是要有计划有方案的，这个案子查办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文书证据，只凭单方口供，怎能定案？

　　徐有功要求按照《唐律疏议·贼盗律》中“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計，流三千里”和对该条律文的司法解释“口陈欲叛者，杖八十”的规定进行处理，责打八十下，然后流放三千里。最终，武则天“依徐丞见，流三千里”。不久全国大赦，徐有功趁机将李仁恒等37人全部赦免。

　　卓然守法

　　长寿二年（693年），有人诬告皇嗣李旦岳母庞氏私下诅咒武则天。监察御史薛季昶处理“锻练成其罪”，迅速捏造出事实“真相”，要求判处庞氏死刑。庞氏儿子立即向徐有功喊冤求救，徐有功紧急进宫要求武则天将庞氏无罪释放。薛季昶弹劾徐有功包庇逆党，要求将其交司法部门定罪论刑。武则天下令将徐有功绞刑处决。

　　不久，武则天有些清醒过来，就召徐有功进宫。劈头就问：“卿比按狱，失出何多”，你最近断案定罪，怎么老是重罪轻判，故意放过那么多反朝廷案犯？徐有功说：“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庞氏最终捡回一条命，但徐有功因此案被免官，但不久复出，出任尚书都省左司郎中（从五品上），后升任大理寺少卿（从四品上）。

　　有次徐有功和武周时期著名酷吏皇甫文备一同审案，二人因案情发生争执，皇甫文备诬告徐有功要放过谋反要犯，致使徐有功又差点被处死。后来皇甫文备获罪，案子落到徐有功手上。徐有功审理完毕后，按照法律正常定罪。

　　有人问徐有功：“彼尝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徐有功回答，“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你说的是私人恩怨，我坚守的是国家法度，不能把私怨凌驾于国法之上。

　　上任大理寺少卿后，徐有功曾对亲朋好友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我在大理寺经手的每一件案子都是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绝对不能因要保住性命、求得升迁，就顺着上面的意思来办案，我所依据的一是法律，二是事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是徐有功一生法治事业的真实写照。正因为他坚守法律，以致“三经断死”，有三次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几乎送了性命，但他还是“执志不渝”。有次武则天盛怒之下，让左右刀斧手把徐有功拉出去砍了。徐有功冷眼回头冲着武则天大喊，“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

　　为捍卫法律，徐有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将死，泰然不忧”，临刑之时不以己悲；“赦之，亦不喜”，被赦之后不以物喜。时人对他执法“常持平守正”也有诸多赞誉。时任鹿城县（今河北省束鹿县一带）主簿潘好礼就认为，徐有功要远远超过西汉著名司法官员张释之，理由是张释之遇到的是宽和之主汉文帝，而徐有功偏逢喜欢杀人立威的武则天，欲执法平正更是难上加难。时任起居舍人的卢若虚亦评价徐有功，“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下台，大唐归位。二度登基的中宗专门下诏表彰徐有功护法精神，“有功卓然守法，虽死不移”。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