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6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北京签署。2020年4月28日起，《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

　　同年6月26日，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签署8周年当天，由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推动的“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项目”交出了第一份成绩单——《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立约史料第一阶段编译工作已经完成，为国内对1997年6月至2012年6月立约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与保障。

　　重重压力下的编译工作

　　“既然编译工作交给我们了，就要做好它。”林佩瑶说。

　　林佩瑶是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知产庭的法官，也是“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项目”《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法官组的组长。

　　2019年8月，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推动建设“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项目”，旨在通过对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管的国际条约相关的法律文本、立法史料和历次外交会议文献进行搜集、筛选、整理、编撰、翻译和编译，形成内容全面、体系清晰、中文译文权威的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进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国际政策与法律理论研究的发展。

　　立项成功，从何着手？项目组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该条约于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缔结，2020年4月28日正式生效。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对加大表演者权利保护、推动视听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按照计划，学生团队已经于2020年5月初完成了第一阶段立约史料的搜集、筛选和初始翻译工作。为庆祝和迎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签署8周年，法官团队需要在一个月以内将材料审校出来。

　　然而，受到疫情影响，复工复产后，徐汇区法院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数量呈现爆炸状态，法官们加班加点成为常态。林佩瑶的小孩刚上一年级，处于生活、学习都需要照顾的时期。她每天加完班回到家里，要先辅导孩子做作业，等孩子入睡后才能打开电脑开始工作——而这时往往已经深夜十点了。

　　在国际条约的编译过程中，从英文直译到中文并不复杂，但是要形成规范、专业的表述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法官组的工作重点之一。

　　“There are two instruments that are designated as ‘protocols’.”

　　“有两项文本被指定为‘议定书’。”

　　不对。“有两项文件被指定为‘议定书’。”

　　还是不行。“有两项文件被命名为‘议定书’。”

　　即便时间越来越紧张，但遇到编译问题时，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有过上海市政府外办实习经历的林佩瑶也丝毫不敢马虎。

　　除了审校部分稿件，作为组长，林佩瑶还负责任务分配、协调组员以及最后的统稿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好在组员们都非常“给力”，也从不在她面前叫苦叫累。

　　编译组的法官团队共有8名成员，分别是来自徐汇区法院的林佩瑶、张敏、李兆良、余熠，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姜广瑞、桑清圆，宝山区人民法院的罗圣婕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邵望蕴，8名成员平均每人就要负责约一整个文件的工作量。

　　面对年中结案的关键时期，如何平衡好审判工作和文件审校，成了考验这些年轻的组员们的大难题。罗圣婕一逮到空闲时间就做校对，文件的修订记录里满是不同设备留下来的各色批注；桑清圆每天早上都要先抽出一个小时专心审校，然后开始本职工作，加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张敏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翻遍各个文献、查阅各个网站，终于在WIPO官方网站上一篇文章里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知识产权和创新服务机构(Kyrgyzpatent)”这个说法，解决了大家一直没能弄明白的单词“Kyrgyzpatent”……

　　正当大家应接不暇时，经过协商，项目下第二个国际条约《马拉喀什条约》编译组组长林抒蔚也加入了进来。这位普陀法院的法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进法院前曾从事了4年的笔译工作。

　　被临时“征用”的还有上海高院的陶冶，他曾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取得“欧盟与比较法”硕士学位，现在正在攻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也是上海市法学会涉外法律人才库的一员。

　　6月16日，经过法官组所有人的努力，《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一阶段史料全部审校完成。据统计，中文字数达16万余字。

　　在实践中加强理论研究

　　“建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深入学习与理解国际条约表达的真实含义以及背后的历史逻辑。”“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项目”发起者之一、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侍孝祥介绍。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版权法教研室主任和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秘书长，侍孝祥认为，一部国际条约生效以后，缔约国需要通过立法调整以履行条约义务，通过司法实践使得条约规则落地，所以仅仅理解国际条约的字面含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全面掌握条约的立法精神和各国的立法博弈情况等等。

　　“而想要吃透一项条约，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本溯源’，把条约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文献挖掘出来，全面了解它的诞生历程。”他说。

　　WIPO文献编译工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由学生组对国际条约相关史料进行检索、筛选和初始翻译，然后由法官组对编译稿件进行审核校对，最后由教师团队再次校对、定稿。

　　“去年10月，我刚进学校不久，就加入到了项目中。”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程欣怡说，她也是《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编译工作学生组的组长。

　　程欣怡至今还记得，当初在WIPO官方网站输入“Audiovisual Performances”(视听表演)后，一下子跳出几千个会议文件的场景。

　　“检索初期，我完全理不出头绪，也有过向老师求助的念头，但自主研究是研究生的必修科目，思量过后，还是觉得要先靠自己想办法。”程欣怡回忆。没想到，随着文件浏览数的增多，竟真让她摸到了“窍门”。她发现，《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立约由W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及其前身视听表演议定书专家委员会具体负责，两组织前后共召开会议40余次。她把这些会议分摊给组员们，由组员们按照会议名称去检索具体文献，工作一下子变得有的放矢起来。

　　截至2019年10月，同学们在WIPO网站上一共搜索到与《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相关的会议15个、待编译文献53份。其中，共有7份文献已有中文译文，并经审阅纳入编译成果；另有46份英文文献无中文译文，学生组遂先选取11份拟在第一阶段完成编译。

　　在不断的交流互动中，法官们、同学们也有切身的体会。“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是两张皮，实践中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理论研究中去。”张敏很珍惜与老师们、同学们的“对话关系”，有时候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他们深夜还活跃在微信群里。

　　“那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职业偶像们（法官和学者）竟然能够为一个法律术语或者一段英文表达的翻译而争得面红耳赤。”研究生一年级的王欣玉说，法官们、老师们、同学们聚在一起，交流观点、讨论问题，这是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她觉得很神奇。

　　付出总有回报。已经编译完成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立约史料时间跨度从1997年6月到2012年6月，内容涵盖了历次会议的总结报告、背景材料、条约编写的阶段性成果、各国提案及非政府组织的发言等，它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视听表演保护问题的谈判历史，为国内这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和保障。

　　对外交流小组的第三重身份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编译小组的法官们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他们都是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小组的成员。”陶冶告诉记者，他也是这个对外交流小组的负责人。

　　为更好地追踪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动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助力上海法院知识产权的对外交流工作，2018年11月7日，经上海高院知产庭牵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小组正式成立。

　　对外交流小组的工作以涉外翻译、涉外接待、涉外调研等为主。以涉外翻译为例，具体又包括典型案例翻译、白皮书翻译、国际条约翻译、法官简历翻译、域外知识产权最新动态翻译等多个方面。

　　“这是一个‘工作小组’，更是一个‘兴趣小组’，聚集的都是一些本身能力很强，又很有热情，愿意去做点事的人。”在陶冶看来，英文水平、知识产权法学素养固然重要，但加入对外交流小组，首要条件还是得“有志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组员罗圣婕并非来自知识产权审判条线，而是上海宝山法院商事庭的一名法官助理。华政毕业的她从母校老师口中得知对外交流小组的事情后，主动申请加入了小组，并参与到了编译项目中。

　　“参与编译的法官们已经工作多年，却仍然能够对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新知识、新发展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法官团队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侍孝祥的肯定。下一步，他准备将项目调整为“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与全英文知识产权法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项目”，邀请更多的知识产权法官们进入课堂，使用流利的英文，结合典型的案例，为中外学生提供更加实务的知识产权法学知识。

　　上海高院知产庭庭长刘军华也告诉记者，该庭将进一步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使合作内容既能包括国外文本的翻译，也能包括国内优秀裁判案例的传播；合作范围不限于上海，还将扩大至长三角地区。“希望依托我们江浙沪皖四地高院知识产权庭联合建立的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司法合作交流机制，与长三角地区法院的优秀涉外人才密切合作，共同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刘军华说。

　　对此，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表示：“全市法院要深刻认识对外交流对于打造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保护高地的重要意义，持续与高等院校、兄弟单位等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充分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果，深度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努力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