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在这起案件中，老人郭某某在小区内骑车撞倒一名男童。同住小区的孙某扶起男童，联系了男童的母亲，并要求郭某某等待男童家长。此时，郭某某反而声称是男童撞了自己，自己有事要先走。在孙某阻拦郭某某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郭某某因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孙某及小区物业被郭某某亲属诉至法院。经过审理，法院认定孙某的阻拦方式在正常限度内，不具有违法行为，与郭某某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其行为没有过错。最终，法院驳回了郭某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从法律角度说，这是一起事实清晰，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本不会产生争议。但是，案情中的几点细节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广泛担忧：肇事老人、企图“逃逸”、见义勇为、家属指责。人们在担心，法院裁判会不会不重是非，只重衡平，会不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平心而论，如果最终得来的是“盲眼”的正义，无疑将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沉重一击。

　　尽管舆论担忧可以理解，但最终的裁判结果表明，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依法裁判，并对社会关切保持了应有的敏感性。宣判后，当地法院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中，对本案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解释，并特别明确了这份判决想要传达的信息：对于不利于儿童健康、侵犯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每个公民都有权予以阻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控告，这种不超过合理限度的正当阻拦行为，不仅不具有违法性，还具有正当性，应予以肯定与支持。

　　这样的结果，令社会足感欣慰。一方面，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司法裁判早已摆脱“维稳思维”的纠缠。决定案件走向的，不是息事宁人的“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而听取舆情意见也不等于屈从于舆论压力。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行使审判权，保证了公平正义不是以“稳”为轴心、随着风力来回震荡的钟摆。

　　更重要的是，依法得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裁判结果，说明了我们拥有一个健康公道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我们渴望司法裁决印证公平感，充盈“正能量”。但是，抚平社会焦虑从不靠讨好和迁就，牺牲正义便绝对无法维护正义。没人乐见裁判成为一时风尚的“应声虫”。这正是这起案件最大的可贵之处：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得出了与主流价值观相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由成文法确定，司法施行的法律之治，与平常百姓日用不竭、须臾不离的道德之治，殊途同归。这充分说明，法治中国鼓励我们做中国好人，这人间，正值得。

　　本案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但我们倒也不必过度夸张它的地位。因为在中国，这种德法交融的趋势并无转折，而是早已展开。在杭州莫焕晶案中，一份严肃的死刑判决给恶行以报偿、给善良以力量；在郑州电梯劝阻吸烟案中，人民法院明确了司法给挺身而出者勇气，才是符合法治的“公平原则”；在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中，这样的法律精神随着裁判愈发巩固：为保护别人、保护自己而迎战犯罪，没有错。

　　也许，真正让社会感到欣慰的，是如本案一样的判决已成常态。在身处危难时，我们相信自己能等来援手，因为法律就在我们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