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在看了李庆军生前十年的“病隙碎笔”后不动容的。厚厚的19本日记，在他逝世后，被妻子从抽屉的一隅拿起。

　　结发二十多年的妻子并不知道这些日记的存在，就像共事多年的同事不知道经常加班的他早就患上了尿毒症，就像书记员不知道他不“爱”喝水是因为对抗疾病而不敢喝水，就像单位不知道他请两周假做的小手术是换肾手术，就像所有人都不知道那句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话。

　　有人说，这样的宣传是在鼓励加班？他们并不了解，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工作做不完、做不好。忍病工作不过是一种外化形式，让我们感动、钦佩、赞扬的，是李庆军的精神内核，是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初心坚守，是他作为人民法官的使命担当。

　　李庆军清楚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清楚自己看重的东西。2015年，李庆军因病情加重，进入郑大一附院住院治疗。他让同事把案卷送到医院去，在病床上办公。家人多次劝他不要去上班了，在家安心养病。他却说：“我在家就浑身疼，到单位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他生前常把荣誉让给年轻人，因为他最看重的不是名利，他说：“我对自己的业务很自信，我不怕办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本事，不会做生意，也不善交际，除了办案，我什么都不会。唯有用自己的知识，掌握的技能，把案件办好，我才算是对得起自己，才不辜负我这一生。”

　　李庆军和同事们话不多，但是当他接到当事人的电话，只要对方不挂电话，他就不挂。有时候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他的肾病要控制进水量，实在口干受不了了，就用水漱漱口再吐掉。他总说：“如果不接电话，当事人可能心里不踏实就跑来了。本来电话里就能说清的事，就不要让人家大老远折腾一趟了。”

　　李庆军对家人们很关爱，但关爱止于党纪和法规的边界。90年代初，表弟创业失败，李庆军二话不说借给他3万元钱，这几乎是他当时的全部积蓄。而当表弟遇到官司想让他给下级法院打个招呼，他却拉下脸：“不要想这些歪门邪道！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帮你分析，打招呼，不行！”

　　李庆军在当事人面前是柔软的，在病痛面前他是个硬汉。有些话，说出来是轻巧的，就如有人说李庆军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我也一度不能理解他藏着生病的秘密、默默扛着一切的做法。可在他，只是不想拖累同事，不想麻烦组织，不想亲人担忧，他只是想像个健康的普通人一样活着。看看他的日记，大部分是工作，谈及家事的部分，记录着外甥女考研、外甥挣钱给姥姥500块这些“小事”，字里行间早已给出了答案，李庆军的世界里总是关注、关怀着别人，这不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无我”之境吗？这是共产党员的至高人生境界，有的人做不到，我们去指责；有些人做到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怀疑甚至苛责。无须追问“庆军为何你不多休息”，就像无须追问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去为了成就大义牺牲。

　　“我是真的喜欢办案，喜欢法官这个职业。”李庆军用朴实的言行、用对法治事业的热忱，书写了属于法官的伟大，这样的法官，就是群众打心底敬仰、拥戴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