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成立了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11个省份的惩戒委员会正在筹备中，惩戒委员会负责就法官、检察官违法办案责任作出专业认定，严格依法追究办案责任。

　　2017年以来，全国司法机关扎实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创新实践、攻坚克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优秀法官检察官回归一线办案成为主流，85%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办案质效持续提升。

　　员额制是司法责任制的基石。各级司法机关实行“从严掌握、宁缺毋滥”的选人导向，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确保真正能独立办案、对案件负责的优秀人才进入员额。全国法院从原来21.1万余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万多名员额法官，全国检察机关遴选产生员额检察官8.6万余名，分别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2.9%和32.58%。

　　为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两高”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最高法出台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等。首批入额检察官遴选工作结束后，最高检确定了12项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相关配套制度，目前已出台10项，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案件承办确定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业绩考核办法(试行)》等。

　　在此基础上，各级司法机关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提交审委会、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全国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占比达98%以上。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办案机制，2017年1至9月，全国法院院庭长人均办案量同比增长32.3%。确立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强案件管理，把司法权运行的每一个节点都纳入可查可控范围，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职业保障方面，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两高”印发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目前，除广西外，全国其他法院已完成首批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工作。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582个检察院中，3348个检察院已落实检察官工资套改增资、3280个检察院已落实检察官绩效考核奖金，占比分别达92%和91%。

　　□现场

　　“外界看来很牛气，我们下笔千金重”司法责任制让最高法法官绷紧弦儿

　　在河南新乡开完一整天会，连夜赶回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又跑到单位上班。“原本可以第二天再返京，可一想到年底有这么多案子要办，心早就飞回来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李明义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今年7月3日，最高法机关首批员额法官选任完成。5个多月后，记者走进最高法机关采访，看到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包括李明义在内多名员额法官对记者说，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法官权力更大了，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大家责任心更强了，更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办案时间。

　　“年底结案压力大、任务重，我在外面多呆一天，不仅耽误自己的工作，而且作为合议庭成员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办案节奏。”李明义解释说，作为一名员额法官，这种尊荣感也敦促自己必须尽快返岗，以身作则。

　　此刻，李明义在自己办公室里，周围是成堆的案卷。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李明义就已经体验到了司法责任制带来的这种变化。

　　2015年，李明义受命前往地处辽宁沈阳的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工作。最高法巡回法庭自启动之日起就落实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办案层级审批制度，省去了大量不必要的汇报审批环节，承办法官有更多的办案自主权和对判决的最终签发权。

　　李明义至今还记得自己在二巡签发的第一份判决书，“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他坦言，案件由自己来签发负责，别说判决本身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就连判决书中的每一个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都要反复琢磨，生怕一时疏忽出现问题。

　　“这就是司法责任制的威力。在外界看来，可能以为法官权力大了很牛气，但我们法官个个都深知背后责任重大，判决下笔如有千金之重。”李明义说，话锋一转，“当然利好也很明显，虽然苦点累点，但这两年自己办过的案子无一被当事人提请再审，可以说司法责任制让我们的工作更加优质高效”。

　　李明义所说的种种变化，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法官司明灯同样感触很深。

　　司明灯今年2月初到一巡工作，他说，就刑事审判而言，对当事人的刑事申诉是否立案审查，原来是分管副庭长审批决定，现在都由承办法官直接负责；在合议庭里，除庭领导参加评议的外，主审法官是当然的审判长并负责签发裁判文书。

　　在这种全新的责任体系下，今年以来，司明灯已审结刑事申诉案件50多件，全部由自己签发结案。

　　作为最高法刑一庭法官，邹雷也是司法责任制的亲历者和践行者。在他办公室里，同样是一摞摞案卷堆积如山。他笑着对记者说，今天的案卷还算少的，昨天刚有一批案件结案退卷了，不然整个桌子都要堆满了。

　　邹雷告诉记者，最高法刑庭有一部分案件为死刑复核案件。刑事案件涉及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人命关天，错杀不能复生，因此最高法刑事审判工作向来责任重大，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确保“零差错”。特别是一些复杂、疑难案件，比如既有定案证据又存在疑点瑕疵的案件、既有从重情节又有从宽情节的案件，判与不判、杀与不杀，让人非常纠结，倍感压力。“有时吃饭睡觉都在想这个被告人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为此，最高法刑事审判实行非常严格的司法责任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承办人、合议庭对所办案件严格把关。同时，鉴于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为了确保“零差错”，还要实行审判长联席会议、院庭领导、审委会层层把关，共同承担起这份重大职责。

　　“这也可以视为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另一种体现，是更高要求、更严标准的责任制，关键就在于刑事案件错不得、错不起。”邹雷分析说，“比如一个合议庭由三名成员组成，不仅审判长要对案卷材料、对案情证据等进行梳理研判，每一名合议庭成员也都要完成这一工作，即所谓的交叉阅卷，并要求出具书面阅卷意见，装入案卷永久保存”。

　　“这也意味着，不仅承办人、合议庭要对案件负责，审判长联席会议、院庭领导、审委会也要对案件全面把关，每个环节都各负其责，容不得丝毫差错。”邹雷说，司法责任制敦促法官更加严谨负责地对待每一件经办案件，每一页案卷材料都要认真仔细研判，每一份裁判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

　　□记者手记

　　职业尊荣感鼓舞着大家勇往直前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李明义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计算器，他已记不清工作以来换过多少个计算器了，这两年更换得尤为频繁。

　　原来，作为民庭法官，李明义要处理大量合同纠纷类案件，每一起案件又都要核实大量的数据信息，因此计算器就派上了大用场。

　　这两年由于司法责任制的推进落实，李明义对案件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事的数据核实工作量越来越大，因此用坏的计算器也就越来越多。

　　频繁更换计算器，是改革后李明义工作更加认真负责的体现，也是整个法官队伍责任感普遍增强的一个缩影。

　　司法责任制改革，让每一位法官都压力山大，但成为员额法官后的职业尊荣感，一直默默鼓舞着大家攻坚克难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