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组织安排，我于2016年6月13日至17日参加了机关党校在延安举办的党性实践教育活动。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周里，我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脚踏着结实的黄土，行走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们曾经居住过的窑洞前，闻着浓郁的高原泥土的气息，听着讲解员仿佛身临其境的讲述，我被延安精神深深感动，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充满无限的敬仰。

　　回眸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我党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孕育创造了延安精神，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党的发展史上，延安精神生生不息，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延安精神是所有革命党人理想信念的集体结晶，她的灵魂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我们该如何学习延安精神，如何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如何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何做到内心确信和道德自觉。这是我们党性实践教育活动能否真正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坚定的理想信念根源于良好的道德思想。可以说，所有成功的理想信念教育，都是以受教育者的内心确信和道德自觉为基础。没有内心确信，就会动摇，不信从，不长久，不稳定；没有道德自觉，就会敷衍，不主动，不认真，不践行。所以，切实加强我们的道德修养，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内心确信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我们知道，道德思想阵地向来不是一片净土，人的道德品行虽是可以教化的，但从来不是一撮而就的，究其原因，这是由道德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道德以社会公共伦理与人的善性为基础，依靠社会舆论与传统习惯以及人自身的良知和价值观，规范和影响人的思想与言行。其本质属性是自律，是人性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修行，更多地指向和强调人的内在品性和外在言行，其规范作用的最大体现为自觉遵循行为准则，自觉信守价值理念，并非外力的迫使与内心的屈从。良好的道德品行只能依据社会的公序良俗，通过先进的思想培育及模范的表率作用，逐渐积习而得，并非外力的管制所能强加，也非开展一场学习活动、一次警示教育所能解决。忽视良好道德品行的生成根源与机制，片面强调道德教育的临时强化，无异是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消极防御战。

　　道德思想领域的教育活动实质上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对此我们该作怎样的思考呢？

　　首先，不能大兴道德强制之风，使众多的道德规范转化成法律规范。道德法律化带来的不是法律的强大与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是意味着社会文明的退步与道德教化作用的衰败。在这其中，必须考虑人性中固有的善恶之因素，尊重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道德如绳，人性如剑，束之于剑刃，缚之越紧，斗争愈烈，道德规范越易被人性之剑所割裂。社会主义道德的优越性，就在于其调整范围更深刻、更广泛及更有高度。所以，强制之德，终将不为德。同时，我们的道德教育也不能把道德演变成一件华丽的服饰，穿上就有了道德。人生在世，毕竟是要经历春夏秋冬。践行的道德才是美德，道德实际的准则不是色彩与布料，而是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准的，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的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所以，非践行的道德，也终将不为德。道德源于培育，涵化于身心，生长于灵魂。

　　其次，缺乏信念支持的道德教育，纵然开展的轰轰烈烈，终究也涵化不成一种理想精神。因此，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启迪和教育人民确立明确的生存意义，坚守崇高的道德信念，使他们的生活有精神追求，有价值体现，能够朝气蓬勃，独立自主，自尊自爱，不媚权势，不崇富贵。当年，延安精神吸引无数热血青年奋不顾身奔赴抗日前线，就充分证明了理想信念的强大作用。其实，早在几百年之前，伏尔泰就告诫过世人，人为了能过有道德的生活，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创造一个上帝；我们的先哲孔子也教育过后人，人生在世须有三畏。我想，法官也要有三畏，敬畏党的事业，党的信念不可歪曲、亵渎；敬畏宪法精神，宪法原则不可曲解、违背；敬畏人民利益，一分一厘不可贪图、侵夺。所以，我们必须坚信：没有崇高信仰的生活，终究是一场行尸走肉的体验。

　　总之，培养和造就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不能是一场运动，一种口号，用之才扬之，需之才呼之，必须潜移默化，用知识去开启他们的视野与心智，摆脱闭塞与愚昧，具有崇高的道德思想；用自主去构筑他们的能力和勇气，摆脱依附与盲从，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