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科学的政绩观去评判法院和法官，是一个司法导向的大问题，这事关法官的积极性，事关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事关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民法院的美好愿望，也是人民法院不懈追求的工作目标。案件结果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当事人完全满意，是强法院所难，但及时审结每一起案件，却是法院不容推辞的职责。可现实是各地各级法院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超审限的案件沉淀下来，这些大量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结却长期悬而不决的案件，必然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指责，引发公众的质疑和诟病，也必然导致人民法院公信力的下滑。

　　形成积案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只探讨与审判工作形影不离的司法统计对积案的影响和作用。司法统计中的“结案率”“调撤率”和“发改率”，各有各的内容，各有各的功能，是考核人民法院工作优劣的重要指标，笔者姑且称之为“三驾马车”。

　　先说结案率。案件长期积压，直接受影响的就是案件当事人，有道是“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为了不让当事人着急、失望甚至绝望，减少和避免因为迟来的审判而引发的上访和冲突，鼓励法官尽快结案，尽可能减少和消灭超审限，强调结案率是完全正确的。

　　近来，有不少文章批评人民法院对结案率的考核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与“去行政化”的司法改革背道而驰。这恐怕是没有分清人民法院面临的主次矛盾所致，也许案件质量将来会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主要矛盾，但当下的主要矛盾是案件收了进来却判不出去，超审限案件俯拾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不考核结案率，案件积压的问题将更加严重，考核结案率，是督促各级人民法院尽快结案的有效手段。

　　当然，考核结案率，不等于把结案率标准定得有多高，也不应该仅仅集中在年底，而应该贯穿于每个月甚至每个周，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每年懈怠10个月、突击2个月的恶性循环。

　　再说调撤率。顾名思义，调撤率就是调解和撤诉占审结案件的比率。这个指标在法院考核体系中举足轻重。但过度调解，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过审判经验的法官都知道，没有足够的时间作保障，调解很难奏效，可是时间久了，审限必然紧张。

　　从提高司法能力的角度，一份合格的判决书，就是一个或多个法条的解读，对社会有指引、评价和预测的作用，而一份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调解书，其法律示范作用几乎无从体现。写一份优秀的判决书，需要调动法官对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在内的各种法律的理解和储备，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这可以迫使法官提高司法能力。

　　最后说发改率。发改率就是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案件占审结案件的比率。错案是指法院因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而造成对案件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因为证据标准本身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事实（法律真实）是否清楚、法律适用是否恰当，经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既然是认识和判断，那差错就不可避免，正是为了防止和纠正差错，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才设计了合议庭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及两审终审制度和再审制度等，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的规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意见作出决定；两审终审制度和再审制度则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一审和原审，维护法制的统一，这些制度的设计，是符合司法规律的，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同一案件的审理意见，即使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意见也经常不一致，上下级法院之间意见有分歧更是不足为奇。基于审级制度，二审法院有权发改一审裁判，但只要不是故意枉法裁判或者明显属于司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发改，一审法院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给自己的法官施加太大的压力，否则会影响法官结案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结案率。二审法院可以对改判的案件提供必要的说明和帮助。江苏省宜兴市两级法院审判的冷冻胚胎继承第一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审法院认为胚胎不能成为继承标的，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继承并予以改判。二审法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一审判决虽然被撤销，但不代表判错了，只是对案件的认识和论述角度不一样。二审法院的声明，对化解一审法院承受的社会压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如果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那最好不过了，但更多的时候是不能兼得，必须有所取舍。“结案率”“调撤率”和“发改率”这三率，用好了是三驾马车，用不好就有可能变成三套绳索。能不能用科学的政绩观去评判法院和法官，是一个司法导向的大问题，这事关法官的积极性，事关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事关人民法院的公信力。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取消法院排名制度，提倡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强调，年底不得因为提高结案率而拒绝收案。这些决策非常符合当前的司法实际，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法院压力，得到了各级法院的拥护，这让广大法官看到了司法改革的务实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