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因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成为大众获得生产、生活资金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民间借贷也因粗放、自发、紊乱式发展导致大量矛盾与纠纷以井喷态势进入到司法程序中来。9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多个问题的裁判尺度。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通过通报几个典型案例，详细解读了《规定》带来的“六大变化”。

　　无法提交借条原件 借款人诉求被驳回

　　乔某称，其于2013年在网上认识了周某，并发展成恋人关系。随后，周某向其借款2万元。同年7月31日周某到乔某家居住，且签订了结婚协议，后又于9月1日离开乔某家，离家时偷走了借条及结婚协议的原件，乔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周某返还借款2万元。

　　周某则称，其已于2014年7月31日将2万元偿还乔某，借条原件被乔某当场撕毁，双方借款关系已不存在，故不同意乔某的诉讼请求。

　　乔某陈述的关于借条被周某偷走一节，尽管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均为乔某单方陈述没有证据佐证，故其在派出所报案所作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认定借条被周某盗走的证据，对于乔某不能出具借条原件的解释法院不予采信。故驳回了乔某的诉讼请求。

　　乔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借款方偿还借款后，出借方销毁借条原件的说法更符合生活常理，故在乔某没有借条原件且未举出反证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的是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与举证内容。首先，法院对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审查原则是“借贷合意”+“借贷事实”。借贷合意可能表现为借条、欠条，甚至口头协议，但都是对于借款这个事项的双方认可。借贷事实就是款项的实际出借，其表现形式有收条、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法官在审查借贷事实时，还需结合借贷金额、贷款人支付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其次，法院在审查原、被告主张的相关事实时掌握动态责任分配原则。具体而言，依据《规定》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可知，被告如果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或者抗辩原告的转账凭证仅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借款利息新标准 年利24%以下获支持

　　2011年8月20日，牛某作为借款人，石某作为保证人，向李某出具借条，约定借款8万元，月利息为5%，当日李某将8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案外人曲某。后因担保问题，双方于2011年9月20日重新签订借条，牛某与石某均作为借款人向李某出具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8万元，利息为月息2%，还款期限为2012年1月20日之前。后李某持上述借条起诉牛某、石某及石某之妻杨某共同还款。一审法院判决牛某、石某共同偿还李某借款8万元，利息按照月息2％支付，因无法证明本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杨某无须承担还款责任。

　　牛某以一审判决月息2％过高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约定的2%的月息，即年利率为24%，属于我国司法保护的范畴，因此，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到的是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对此，《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为民间借贷利率划定了两条界线，设置了三个区间：第一，对于年利率24％及其以下的民间借贷利息属于“司法保护区”，法院应当予以保护。第二，对于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利息，其超出部分属于“无效区”，法院将对超出部分的约定认定为无效，即便债务人已经偿还亦可请求债权人予以返还。第三，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年利率为24％到36％之间的部分属于“自然债务区”，即这部分利息为自然之债，不得经由诉讼程序、国家强制之力得以执行。如果债务人已经履行的，不得要求债权人返还。

　　债权人要求过户房产 流质条款被认定无效

　　2009年3月13日，李某与甲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李某向甲公司出借款项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0%。同日，甲公司与李某又签订了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在该合同中约定，如果甲公司到期不还款，则李某可以依据房屋买卖合同，要求将某区的四处门面房过户至李某名下。签订合同第二日，双方对涉案商铺进行了商品房预售登记。2012年1月9日，李某起诉甲公司，要求将四处门面房过户至李某名下。法院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流质条款的性质而无效，最终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所谓流质条款，是指当事人之间关于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即抵押权人）有权直接取得抵押财产所有权的约定内容。其因违反担保的原则而被现行法律认为无效。

　　在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担保形式：债权人为了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与借款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又签订了买卖合同，例如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双方约定一旦债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可以选择执行买卖合同，即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由于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价值和买房应当支付的借款金额差距较大，债权人往往在诉讼中直接要求依据买卖合同获得标的物，而不再主张债务人还款。与此同时，债务人往往在诉讼中以买卖合同违反流质契约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对此，《规定》第二十四条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借贷行为涉嫌犯罪 担保合同被判无效

　　2006年7月8日，李某经文某介绍，与张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某借给张某10万元，年息18％，借期一年。期限届满后张某未能还款，李某与张某于2007年7月8日续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万元，年利率20％，借期一年。同时，文某向李某出具保证书，承诺对张某所借本息1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2008年8月3日，张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随后，相关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某以项目缺少资金为由，多次多笔向多人借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随后，李某起诉，要求作为保证人的文某支付其未得到清偿的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两份借款合同损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涉及犯罪行为，应属于无效合同，文某与李某之间的保证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亦属无效，故对于李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的问题是，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情况下，担保人是否仍需要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如果放到《规定》施行之后来审理，将会有不同的审理思路。首先，《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其次，《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由此可知，司法解释对该情况下借贷合同的效力判定问题，并非一棍棒拍死、统统判定无效，而是视情形而定。具体而言，如果借款人对于出借人的犯罪行为并不知情且无过错，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即使出借人的借贷行为由于影响金融秩序而涉及刑事犯罪，亦不影响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从合同亦有效，担保人应当如约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依据借条起诉还款 被指胁迫驳回诉请

　　王某持一张借条到法院起诉称，2012年其向罗某借款50万元，但罗某至今未还。罗某一审未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判决罗某偿还借款50万元。罗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称其并未向王某借款50万元，借条是在其被王某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罗某曾经就此事向公安局报案。

　　二审法官经询问，发现王某对借款发生及交付经过的陈述存在诸多疑点，并依据罗某的申请，调取了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在公安局对王某的询问笔录中，王某承认并未借给罗某50万元，并且陈述了胁迫罗某书写借条的全部经过。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到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问题。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被告相互串通，出于分家析产、拆迁补助、逃避债务等不正当目的进行诉讼；一种是原告虚构借款事实以骗取法院的判决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本案属于后一种情况。

　　《规定》第十九条与第二十条详细规定了虚假诉讼的审查要素与虚假诉讼的处理与处罚。人民法院一旦发现案件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或者当事人主张案件系虚假诉讼的，法院将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对于当事人主张系虚假诉讼的，应当向法庭积极、全面陈述事情经过，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例中的被告主张借条是在被胁迫的状态下书写的，并提供了公安局报警信息与询问笔录，二审法院在查清楚上述事实的情况下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及时保护了被告方的合法权益。

　　■司法观察

　　新规带来哪六大变化

　　据统计，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北京一中院民三庭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共1055件，占该庭所有案件的30%左右，涉案金额达7亿余元，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涉及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而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2015年9月1日施行的《规定》为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审理思路和裁判尺度，其中的“六个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民间借贷主体的界定起变化。按照以往的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是指一方为公民的借贷纠纷，如果双方均为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民间借贷。《规定》则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均纳入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将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落到实处。

　　二是高利转贷情形下合同效力判定标准起变化。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做法，经查证属实后即可判定借贷合同无效。但《规定》明确了“客观事实+主观认知”两个条件，即在上述客观事实存在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三是保证人身份判定标准起变化。实践中存在他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被债权人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保证人责任的情形。对此，部分法官认为签字本身即系保证的意思表示。《规定》明确指出，他人在债权凭证或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的同时，亦需要表明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能够推定其为保证人，否则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四是涉及非典型性担保合同审理思路起变化。实践中常发生资金出借人为保证资金借贷安全，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买卖合同来作为“保障”。对于买卖合同的效力，《规定》直接作出回应，明确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出借人直接要求履行买卖合同的，法院应向其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拒绝变更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五是利息保护标准与范围起变化。此前，法院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保护范围，而对于已经偿还的高额利息，借款人主张返还的，法院不予支持。《规定》首次将保护标准设定为固定利率，明确了未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为司法保护区，超过年利率36%以上为无效区，24%至36%之间系自然债务区。此外，《规定》明确规定，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六是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担保人责任认定起变化。《规定》出台之前，法院的审理思路更多的倾向于借贷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因此借贷合同无效，作为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亦无效，担保人不用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现在，《规定》更加强调在“点对点”的每一个借贷关系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只要出借人签订的借贷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涉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十四条的无效事由，则应当从程序与实体方面对债权人的民事权益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