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但审判实践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却存在诸多问题。本报告选取河南省焦作市两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为样本，采取调查问卷、专题座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向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深层次的调研分析，最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基本情况

　　1.难字当先——有关程序难点的认知分析

　　据调查问卷反映，有25名法官选择了内部审理，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案件之所以难于办理，是因为“法律的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有疑难问题无法得到权威解答”。持这一观点的法官占总人数的59.52%。有10名法官选择了外部关系，认为程序难点在于，“需要在保证公正办理案件的同时，还要平衡公检法三方的关系”。持这一观点的法官占总人数的23.81%。另有7名法官选择了社会影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当前的工作难点在于，“当事人的安抚工作不好做，容易形成舆论热点事件”。持这一观点的法官占总人数的16.67%。

　　2.思想桎梏——有关思维惯性的认知分析

　　问卷调查中，假定条件给定为“当你初步推断A证据为合法证据，但最终程序认定A证据为非法证据时”，有24名法官表现出了正效的思维惯性。有12名法官表现出单纯的正效思维惯性，认为“尽管A证据已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但在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有12名法官的思维惯性甚至扩大到了相关联的其他证据上，表现出关联的正效思维惯性，认为“如果B证据与被排除的A证据之间在证明内容上能够印证，则实际上B证据的证明力得到加强”。另有18名法官表示自己不受正效思维惯性的影响。

　　问卷中，当假定条件变为“当你初步推断A为非法证据，但最终认定A为合法证据”时，有31名法官表现出了逆效的思维惯性。有24名法官的思维惯性保留在存疑证据本身，表现出单纯的逆效思维惯性，认为“尽管A证据已被认定为合法证据，但在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上，慎重使用该证据，以免将来查证该证据确实有问题时，直接影响案件质量”。有7名法官的思维惯性甚至扩大到了相关联的其他证据上，表现出关联的逆效思维惯性，认为“如果B证据与被质疑的A证据之间在证明内容上有一致性，则实际上B证据的证明力被削弱”。另有11名法官表示自己不受逆效思维惯性的影响。

　　3.结果为上——有关结果型思维的认知分析

　　有18名法官表示具有“结果型思维一”，即内心推断A证据合法，但最终判定A证据非法时，认为“案件审理遇到瓶颈，感觉案件不好办，但是还有回转余地，例如由检察院进行纠正、补正等”。有71%的法官表示此种结果型思维带来的心理负担并不大。

　　有16名法官表示具有“结果型思维二”，即内心推断A证据非法，但是最终判定A证据合法，“案件审理得以继续进行，但是轻易不敢做出处理结果，觉得内心不踏实”。有71%的法官表示“结果型思维二”比“结果型思维一”带来的心理负担大。

　　4.申请理由——实践中的扩大化处理

　　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中，有71.43%的被告人都声称受到了刑讯逼供，另有21.43%的被告人则称侦查部门在取证过程中存在威胁、引诱、欺骗的非法方法，另有2人认为取证过程中涉及其他非法方法。经过对案件审理情况进行调研，笔者发现，大多数审判员认为，被告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需要慎重处理，出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考量，同时也出于安抚被告人情绪的需要，实践中应对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启动条件做从宽处理。

　　5.存疑证据种类——局限于“被告人供述”

　　经统计，本次调研所选取的28起案件所涉非法证据种类全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其中有2起案件所涉的存疑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按照侦查人员要求所亲笔书写的供词，该亲笔供词或者自书材料，严格意义上讲，仍属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属于“口供”的另一种固定形式。

　　6.举证情况——控辩双方举证能力先天失衡

　　在线索提供方面，调研时所选取的28起涉及非法证据的案件中，仅有7起案件的被告人能够提供明确的线索，其余21起案件的被告人，皆无法提供明确的线索。

　　在举证方面，以上7起案件当中，仅有2起案件的被告人提出了证明侦查部门非法取证的证据。相反的，在正式启动了证据合法性调查的21起案件中，公诉方均提供了证明侦查部门取证方式合法的证据。

　　7.处理结果——能够排除的非法证据寥寥无几

　　在非法证据排除案件的处理结果方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告人，没有提起正式申请或者最终撤回了申请。调查发现，这些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因为存在某种隐秘顾虑，不愿意提起正式申请；有的被告人则明白案件的其他相关证据已经形成链条，即便自己的供述被认定为非法，也无法改变判决结果；还有的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是将其视为一种诉讼技巧，当发现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时，则自动放弃了申请。

　　除此之外，公诉方对存疑证据撤回或者补正的比例为3.57%，法院经过调查最终认定证据合法的比例为53.57%，而由法院审理最终认定证据非法的比例则仅为7.14%。（见图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调研数据的深层次解读

　　1.定位不准——法官对程序核心价值的认识有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一些法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十分清楚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说，有12名法官选取了裁判者角度，即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发点是“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信性，需要排除”。有6名法官选取了控方角度，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大的影响在于“侦查部门取证方式需要加以监督制约”。另有24名法官选择了辩方角度，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见图2）

　　2.角色错位——法官思维不因身份转变而转换

　　针对存疑证据的“程序性裁判”与对案件实体审理中的“实体性裁判”这两种身份的转换，对法官的理性思维要求极高，理想状态下，甚至要求法官能够完全摒除“程序性裁判”时所带有的思维模式，使之不能影响后期的实体审理。但在前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过半数的法官都无法完成严格意义上的角色转变。

　　3.监督不力——法官没有在程序结果中展现思维过程

　　在经由法院审理最终认定证据合法的15起案件中，只有5起案件的判决书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认为辩方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当前的裁判文书撰写没有硬性的统一标准，因此法官并不是必须要在判决书中明确表述自己的思维过程。换言之，法官的裁判思维问题，几乎不受外界监督。

　　4.责任过重——法官裁判过程充满沉重的心理负担

　　当法官判断某证据非法时，由于当前法院系统实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一旦证据被认定非法，而又在判决文书中加以详细的法理阐述，法官们首先考虑的是，如果案件引起不良的社会效果，极有可能造成政法系统的被动局面。出于此种考虑，大多数法官认为有关非法证据的裁判思维判断过程，不宜在判决书中明述。

　　5.灰色正义——控辩双方“有限交易”实际存在

　　刑讯逼供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调查中，受访法官对此答案不一，但大部分人认为，刑事犯罪率逐年上升、基层部门侦查力量不足、侦查部门破案压力增大是最主要的现实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限“交易”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如侦查起诉阶段，有被告人以对非法取证的“容忍”，换取侦查人员对于某些难以认定的犯罪事实的“放弃追诉”，在审判阶段，则有被告人以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放弃申请”以及“认罪”，换取法院对于判决结果的“从轻”、“从快”。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建议

　　1.倡导居中裁判——保持正确的角色定位

　　在强调司法人权保障的同时，应该宣传普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价值，即站在裁判者中立的角度出发，确立“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可信性”这一审判理念。建议将这一理念作为公检法三方协调工作的指导方针，明确法院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调查，是从审判工作本职出发，而非站在侦查部门的对立面，法官首先履行的是裁判者职能，其次才是监督者职能。

　　2.奉行宽严相济——确立“启动从宽，认定从严”的程序原则

　　应该确立“启动从宽、排除从严”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即在启动合法性调查之前，不严格限制非法取证的手段类型，也不强求被告人说出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内容等精确线索，只要被告人的申请符合立法精神，即启动证据的合法性调查。但在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则严格依照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贯彻司法人权保障，彰显公正司法。

　　3.尝试集中审理——促使合理的角色分化

　　从客观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更加科学的程序设置，来避免法官在两种角色转换中的混淆与迷惘。从程序创新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在未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设置单独的集中审理制度，即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成立专门的合议庭，负责所有的非法证据排除案件的证据合法性调查工作。

　　4.促进阳光裁判——保证有效的司法监督

　　裁判文书说理是人民法院展示公正、彰显公信、推进公开的重要途径，应当规范刑事判决书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表述方式。在判决书中要对存疑证据的合法性、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时间、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详情、有关证据合法性调查的结论等加以详细阐述。

　　5.推行思想减负——完善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

　　为鼓励法官树立正确的裁判思维，应当从思想上为法官减负，完善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确立“程序正义优于结果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专门合议庭，对其审理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合法性负责；而对全案进行审理的合议庭，则对其审理的案件本身负责。对涉及非法证据排除案件的追责，应当秉持“程序正义优于结果正义”的价值理念，以程序是否合法作为检验裁判者案件审理质量的唯一标准。

　　（课题组成员：李玉杰　李长起　郑玉宝　侯永言　陈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