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7日上午，石玉波给当事人王玉柱打电话，让他下午抽空来法庭一趟拿判决。一般情况下，石玉波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当事人送一趟。路近的，而自己又实在忙不开时，石玉波才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来拿。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利用送达的机会，和当事人当面聊聊，看看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说：“老百姓大多文化不高，也不怎么懂法，我多说两句，他们心里就敞亮些，也就消除了对判决的误解。”

　　下午3时左右，王玉柱和他的妻子赵艳华如约来到石玉波的办公室，一同来的还有村支书梁国元。梁国元和石玉波熟，便坐在他的对面。简单地寒暄两句便进入正题。没说几句，梁国元发现石玉波说话舌头有点儿不打弯，接着就不能说话了。梁国元见状，一边让王玉柱背石玉波下楼，一边在楼道里喊庭长宁久旺。听到喊声，宁久旺冲出办公室，赶忙招呼在场的同事备车。上仓法庭离县城有10多公里的路，汽车一路急驰，仅用20分钟，他们便将石玉波送到蓟县医院。

　　然而，这一切都来不及了。年仅37岁的石玉波突发脑梗，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感冒半个多月却没空歇一天

　　石玉波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2012年6月，单位组织体检，石玉波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概因如此，发病前，当石玉波身患感冒咳嗽已半个多月时，他的家人、同事以及他本人都没太当回事儿。

　　可是，当回事又能怎样？他哪有空去医院呢？石玉波去世后，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他在上仓法庭工作了5年，一共结了1543件案子，一年平均要办300来件。而一年正常工作日还不到300天，换句话说，他平均一天要办一个案，至少要开一个庭。一个案子要写一份裁判文书，一份文书平均就打2000字，300件就是60万字。这中间还要抽时间阅卷、接待当事人、参加各种活动。

　　正常工作时间都安排不开，他哪有空闲去看病！尽管妻子李艳光不只一次劝他上医院看看，可他一句“没空”，就把妻子的话挡了回去。后来，见他10多天还不好，父亲不干了，怕儿子拖久了，引起肺感染。于是，一天早上，父亲早早堵在儿子的门口，就是说破天，也要把儿子带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拗不过父亲，从没有因私事请过一天事假的石玉波，只得给宁久旺打了一个电话，说到医院做个检查，晚来一会儿。获准后，他跟着父亲来到医院，做了胸部透视检查。

　　从检查室出来，他就对父亲说：“我身体棒着呢！您回吧，我赶紧去上班，好多事，下午传了当事人，我得准备准备。”看着儿子急火火的样子，老人不忍心阻拦，只轻轻地说了一句：“那你去吧！”

　　没想到，这匆匆一别，竟成了老人和儿子的永别。

　　在石玉波家中，当老人向记者讲述那天的情景时，伤心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老人一边哽咽，一边抹着泪水说：“要知道儿子这样，那天说什么也不让他上班。”

　　同样的话，妻子李艳光也说过。12月7日那天早晨，石玉波照旧早早起来了。她知道，他又要上班去。昨天晚上他加班写文书，很晚才躺下，躺下后不断咳嗽，断断续续咳了一个晚上。起来时，妻子关切地问他：“好点了吗？”石玉波说：“没事，就是觉得胸有点儿闷。”妻子说：“不好受就请假在家歇一天。”石玉波笑笑说：“年底了，大伙都在忙，案子又那么多，怎么好意思请假？再说上午传了当事人，让人白跑一趟多不合适……”

　　懊悔的又何止他的家人呢？石玉波去世后，庭长宁久旺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他觉得没照顾好他的兄弟。他说：“他是累倒的！他今年已经办了280件案子。那几天他身体不好，我就劝他在家歇一天，他说等把手里的7件案子办完了再歇吧，哪知……”说完这话，宁久旺哭得像个泪人。

　　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

　　每次办案，石玉波会主动把手机号告诉当事人，并嘱咐说：“遇什么不明白的，就打我手机，我手机24小时开机。”

　　对于石玉波的做法，同事们一直不太理解。有一次一名同事和石玉波一同接待一个当事人，说完事情后，石玉波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那名当事人。当事人走后，这名同事不解地问他：“你怎么把手机号给当事人呢？你不怕他在你休息的时候打搅你？”石玉波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觉得这样做，是和他的当事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开始。他说：“你把手机号告诉当事人了，当事人就觉得你信任他。农村老百姓朴实，他信任你才给你打电话，不信任你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呢？”

　　但农村老百姓有时也太实在，遇到急事，不管你的作息时间。农村人起得早，石玉波常常还在梦中就被手机铃声吵醒。妻子李艳光实在受不了，有一次趁石玉波不注意，悄悄将他手机关了。哪知第二天早上醒来，从来没和妻子红过脸的石玉波跟妻子急了。他说：“你怎么可以关我的手机呢？农村老百姓多不容易！如果像我这样的基层法官都不愿理他们，他们有急事找谁说去！” 打那以后，妻子再也没有关过他的手机。

　　弟弟石玉海也有类似的抱怨。他在市里上班，每周都回来，几乎很少看见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也难得说上几句话。他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都是当事人打来的。

　　布鞋法官

　　很多当事人对石玉波的信任，都是从他脚下那双布鞋开始的。妻子李艳光说，自从他调到上仓法庭工作后，就没穿过皮鞋。妻子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他一直没穿，不是舍不得，主要是没法穿，农村都是土路，还是布鞋跟脚。

　　说起布鞋的事，同事李冠男讲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天，他和石玉波到一个当事人家里做调解工作。是征地的事儿，和政府闹意见，气儿很大。石玉波刚坐下，没说两句话，当事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都是穿皮鞋的，不可能为我们穿布鞋的老百姓说理。”石玉波当场把脚一伸，“你看，我也是穿布鞋的。”当事人一看石玉波也穿着一双布鞋，距离一下子近了，就觉得是自己的人。

　　距离近了，沟通自然也就顺畅了，一些纠纷，三言两语也就化解了。去年7月，村民刘大爷和林大嫂因为村头的一小块承包地的事，起了摩擦，话不投机，矛盾升级。林大嫂一怒之下，把争议地连同两家出行的小路用树枝堵上了。村干部调解未果，刘大爷一气之下将林大嫂告上法庭。处理这类纠纷，石玉波特别有心得。赶了一个中午的路，他来到纠纷现场。

　　“林嫂啊，乡里乡亲地住着，有啥事说不开？别感情用事。您看这样堵着路，别说村里人都没法走，就是您自己也没法走不是？还是赶紧把路腾开吧！”石玉波一席话，说得林大嫂不好意思，但碍于脸面，她还是冷冷地甩给石玉波一句：“要腾你腾，反正我不腾。”

　　这本是林大嫂的一句气话，没想到石玉波真腾起来。大热天，又正值中午。干了一会儿，他就汗流浃背。林大嫂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了，也跟着一块儿拾掇起来。石玉波的一举一动，刘大爷隔着门缝看了个满眼，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主动提出撤诉。一场纠纷就这么化解了。

　　“其实，拉近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并不是这双布鞋，这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他的那颗心，他那颗心来自百姓，是和百姓通的。百姓痛苦，他就跟着痛苦，当事人有难处，他就想帮。”上仓镇法律工作者黄运利说。2011年冬天，70多岁的张大爷、张大娘因为赡养的事，和儿子打得不可开交，起诉到法庭，经石玉波调解，儿子答应按月给老人米面和钱，但为了赌气，将当月的米面和钱直接送到法庭，让老人来取。大雪天的，年轻人出门都容易摔倒，哪能让老人来取呢？石玉波二话没说，和书记员一起骑车走了十几里的路，将米面和钱送到老人家里，感动得张大爷泪流满面。

　　“对老百姓没有感情，他能这样做吗？”黄运利感慨地说。

　　他其实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在很多人印象中，石玉波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工作这么多年，从没和同事犯过口舌，也没听过他背后说谁不好，更没有和当事人发生过冲突。他戴一副眼镜，外表文质彬彬的。但好脾气的他，其实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同事井连江说：“这从他写字和办案就能看出来，他写字特别快，一般的庭一个小时就能开完，案子到他手里，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结了。用农村老百姓的话说，他恨活儿，有活儿立马干完。”

　　同事王珑对此感受最深，他当过石玉波的书记员。他说，跟他后头办案有时就跟救火似的。有一个离婚案，案情比较复杂，夫妻双方都开了很多间电动车经销部，共同财产多。女方怕男方转移财产，头天下午来立案，并要求做财产保全。第二天早上刚上班，石玉波就急火火地带着王珑赶到男方的经销部，生怕晚到一步，男方把财产转移了。到达后，他让王珑把每一辆车都拍下来。由于保全及时，再经过多次调解，最后这个案子双方私下达成了解调协议。

　　还有一个案子是到浙江余姚查封。当事人是2012年8月1日立的案，3日他就要带王珑去余姚。不巧正赶上台风“海葵”，没法过江，票也买不到，等到8月16日才从北京坐火车赶到宁波。到宁波已是晚上7点多，王珑本以为在宁波过夜，因为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挺累的，想第二天再去余姚。可石玉波怕耽误第二天查封，坚持当晚去余姚。到余姚已是夜里10点多，两人随便找了一家私人旅馆凑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赶到余姚市工商局。工商局说查不了，要到工商所查。好不容易在工商所查到一个农行的注册账号，可到农行一查，早已作废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见银行就进，挨个查，一直查到11点多，终于在农行查到了被告公司的一个账号，但具体业务必须到下属的开户行办理。下属行在农村，离余姚有40公里。当时台风刚过，天气特别潮湿闷热，地面温度达摄氏40多度。两人立即打车赶往一个叫梁辉的地方，赶到梁辉正是中午休息时间，而梁辉支行就在被告公司附近，石玉波怕梁辉支行的工作人员通风报信，中午饭都顾不上吃，立即掏出工作证要求工作人员协助查询，并对该账号进行了冻结。

　　“他为当事人办事真是一心一意，生怕把事耽误了。”王珑说。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石玉波很少和家人谈案子上的事，但纠结的时候，也会和爱人唠唠，比如赡养老人、离婚孩子没有人要……他跟老婆说，要是孩子没人要，我们就领养一个吧。妻子李艳光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说，没人养我们养，你只要不把咱家变成孤儿院就行。石玉波没有领养孩子，他知道，孩子离不开父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要尽自己最大所能，通过法律途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但有时他也力不从心。2009年，他审理了一桩离婚案，尽管他做了大量工作，但双方当事人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离，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孩子倒没有人不要，一人一个。当他通过调解上他们家分家时，两个孩子死死地抱在一起，呼天哭地不愿离开……那天，石玉波哭了。回家后，他一个劲地抱怨自己：“是不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要是工作再细一点，这个家是不是就不分了？”

　　事情过去两年了，他依然不能忘记这件事。2011年，在天津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问他处理什么案子最让他纠结时，他说了这个案例。他知道，两个孩子今后不是缺父爱就是缺母爱。

　　然而，他牵挂别人的孩子，却很少有空关心自己的女儿。女儿这么大了，女儿的学习他从来没过问过，一周难得和女儿说几句话。女儿对他不亲，石玉波是知道的，他不怨女儿，他给女儿的实在太少，他的心很痛。尽管他不说，但他心里无法抹除这伤痛。一天，他和同事张德阔谈心，当得知张德阔快要当爸爸时，石玉波嘱咐他说：“有了孩子以后，一定对孩子好点，抽时间多陪陪孩子。”说这句时，他的眼圈红红的。

　　那么多荣誉家人不知道

　　记者常常被一些人好心人诘问：你们为什么总等到人走了，你们才写他们的事迹，他们活着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面对这样诘问，记者有时也很无奈。因为很多采访对象不愿意宣传自己，他们甘当铺路石，敬业工作，低调做人，不事声张。

　　石玉波就是这样的人，他有很多荣誉，但他的家人都不知道。去年他被评为天津市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他母亲还是从《今晚报》上看到的。他远在石家庄部队工作的小叔更是不知道，直到在石玉波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另一个侄子跟他说我大哥是名人，是十大法官，他上网一查才知道。当事人给石玉波送的很多锦旗，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知道，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他的柜子里满满当当地塞着卷好的锦旗。当事人请书法家写了一块“法无人至”的匾，他始终用纸包着，不打开。他去世后，还是他父亲和弟弟给裱出来的。2012年7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大法官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接见天津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并与他们合影，照片做得很精致，发给他后，他也是用纸包着。

　　其实，他的家人也很低调，他们从不追名逐利。他的父母对儿子没有特别的要求，就要求把工作干好，为老百姓办事。他妻子对他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就希望他有一个好身体，别那么累。她说：“我不图他什么，也不图他能当多大的官。我曾跟他开玩说，你现在是副庭长，再过几年就是正庭长，等女儿出嫁那天，我跟亲朋好友说，女儿他爸是庭长，我就知足了！”

　　妻子和石玉波是发小，小学就同班，两人感情一直很好，特别恩爱。石玉波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后，为了唤醒石玉波，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她悄悄溜进重症监护室外，隔着玻璃，面对爱人，跪了整整一夜……她哭着对记者说：我不信神，可这会儿我只能求上天把我的爱人还给我，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她没能唤醒丈夫。10天之后，石玉波还是撇下他挚爱的妻子、年迈的父母和不谙世事的女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送别那天，十里八乡百姓自发赶来

　　石玉波是12月17日离开人世的，17日晚，家人按照当地的风俗，把他从市里医院接回家，在家呆了3天。19日，是石玉波火化的日子。一大早，十里八乡的乡亲闻讯赶来，在告别大厅里，100多人排成几排，自发地站到亲属的队伍里，他们说：“石玉波在世时，拿我们当亲人，他走了，我们就是他的亲人，来送送他……”

　　一名中年妇女拉着石玉波妻子李艳光的手哭着对她说：“如果不是石法官，我早就死了。”因为那天人多，中年妇女没说具体什么事，也没留下姓名。黄运利哭得像个泪人，他和石玉波共事多年，非常了解他。他说：“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石庭才30来岁，要是能替他，我愿意替他……他走了，人民失去了一个好法官，法院失去了一个好法官，痛心呀！”

　　看到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站在亲属的队伍中来送哥哥。一直对哥哥的做法不是太理解的弟弟石玉海被震撼了。在他眼里，哥哥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他，来送他。当得知有那么多父老乡亲来送儿子，石玉波的父母在痛惜之中也感到一丝宽慰。他们说：“我儿子虽然没怎么孝敬我们，但他孝敬了更多的父母。”

　　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走出来的妻子李艳光也感到宽慰。她说，如果有可能，她要把石玉波的骨灰撒到法庭所辖乡镇的每个村庄的每个角落。因为他太爱这个地方了。他活着的时候，想着它，恋着它，死后，也同样想它恋它。他愿意化作春风，化作细雨，静静地守望着这片他挚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