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普通中专生，成长为一名“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与时间赛跑，年均办理案件300多件，却英年早逝。他就是石玉波——原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上仓人民法庭副庭长。去年12月7日，石玉波办案时突发脑梗塞离世，年仅37岁。

　　日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追授石玉波“优秀法官”荣誉称号，并追记个人一等功。

　　“他办的案子我们放心”

　　石玉波1975年出生在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5年从警官学校毕业后进入蓟县人民法院工作。他先后担任司法警察、书记员和审判员。2005年，他调到上仓人民法庭。

　　上仓法庭辖6个乡镇，人口20多万。法庭只有5个审判员，每年收案1100多件。石玉波办案认真细致，庭领导交给他的往往是案件中最棘手的事情。2005年到2010年，石玉波共审理案件1543件，息诉服判率90%以上，并且无错案、无超审限、无集体上访、无矛盾激化、无违法违纪。很多在法庭立案的群众都会说，“我们的事儿能让石法官给办吗？他办的案子我们放心。”

　　上仓法庭法官井连江发现，每当当事人进门来，不管什么事，石玉波都会先站起来给对方倒杯水，并笑呵呵地聊两句家常，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大多数法官都不愿意把手机号码告诉当事人，可石玉波会。他说，问电话说明人家信任你，打电话也是为了咨询案件，法官应该给予理解。

　　去年夏天一个中午，井连江碰见石玉波正要给当事人送判决书，“干嘛不邮寄呢？这么毒的日头何必跑一趟？”石玉波说，“正好当事人歇晌了，我把判决书送去，有什么疑问还能当面给人家讲讲。”

　　上仓法庭书记员党权泳还记得初到法庭的时候，石玉波拿着一份判决书让他重新盖章，因为他把法院的章盖歪了。当时党权泳还不以为然。可石玉波说，群众来法院打官司是相信法院的公正，判决书里有错字、公章盖不正，公信力何在呢？

　　“我最大的人生价值就是给百姓办点儿事”

　　“作为一名法官，我最大的人生价值就是给百姓办点儿事。”天津市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颁奖典礼上石玉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到上仓法庭后，石玉波年均结案308.6件。年轻审判员孙付彪到法庭4个月了，早就听说石玉波喜欢打乒乓球，中午大伙打球时却从来没见他参加，他不是写判决就是会见当事人，要么就是整理案卷，从来不午休。

　　上仓法庭审判员曹利君和石玉波一起审过一起遗产继承案件，从早上8点半开庭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又开庭一直到晚上8点，曹利君几次想打断当事人的话，却看到石玉波还在仔细地听着。说到最后，双方当事人都说，法庭耐心听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的气也消了，怎么判都服气。

　　上仓司法所黄运利说起石法官还会掉泪。石法官帮助司法所调解的80多起纠纷，没有一个当事人不服的。“只知道石法官办案开庭快，判决快，主动执行的多。没想到他背后吃了多少苦、下了多少功夫。”

　　2011年7月，法庭受理了高庄子村刘家和林家承包地边界争议纠纷，还没审结，林家就把通向争议地的道路堵上了。石玉波知道后，午饭都没顾上吃就赶到现场调解。经石玉波一番劝解，林家大嫂不好意思了，但碍于脸面，她还是冷冷地甩出一句：“要腾路你腾，反正我不腾。”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石玉波真腾起来。大热天，又正值中午。干了一会儿，他就汗流浃背。林大嫂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了，也跟着一块儿拾掇起来。石玉波的一举一动，刘家大爷隔着门缝看了个满眼，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主动提出撤诉。一场纠纷就这么化解了。

　　“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法庭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直到石玉波的追悼会举行，家人都不知道他曾经获得过那么多荣誉。他从来没有提过，各种获奖证书和照片都用报纸包着放在柜子里。妻子李艳光只知道他特别忙。

　　石玉波一家住的是几年前买的二手房，因为忙，搬进去的时候连墙都没刷一下，家具用的都是原先房主留下的。石玉波常说：“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法庭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李艳光偷偷给他关机还被他批评：老百姓要是有难处，能找到我吗？法庭代表的就是党和政府，我们不能不管不顾。

　　石玉波平时常穿一双集市上买的普通布鞋，妻子要给他买双皮鞋，他说，我总是在村里跑，穿不了皮鞋，再说老百姓看你西装革履的，就不拿你当自己人了。

　　弟弟石玉海很难找到哥哥，打电话一般都不接，要不就说一声“在办案，没要紧事就挂了啊”。可有的当事人在电话里连哭带嚷唠叨半天，石玉波却始终心平气和地给对方讲道理。石玉波说，道理没解释好，当事人会觉得法庭偏袒另一方，所以千万不能烦。在法院工作多年，石玉波最怕亲戚朋友来找关系。他的外甥打人案在蓟县法院审理，想找他“疏通”一下，他对外甥说，我是法官，是不能干预办案的。

　　2012年12月7日，那时的石玉波感冒已有半个月了，咳嗽得厉害。没时间去医院，他就在单位附近一家小诊所里输液。妻子让他请几天假，他说不行，和当事人几天前就约好了，不能随便取消。当天下午3点，药没输完的他就匆匆返回法庭，和当事人没说上几句就突然晕倒了。同事们七手八脚把他送到蓟县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天津市环湖医院，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没能再说话。

　　“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遗愿，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我想如果他能说话，一定会嘱咐我，照顾好父母和孩子，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李艳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