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8日，送了一整天的法律文书，我正准备返庭，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请问，你是王庭长吗，我叫陈芳（化名），是聂家桥乡的，报个案，一个外地人欠我一笔钱，我可不可以扣他的车。”“车你不能扣，可以通过法律采取财产保全。”“那能不能请你们过来一下？”听起来很迫切的样子。我说“行”。

　　以前遇到此类情况，我会告知她先写一份诉状、保全申请来法庭办理立案手续。但自从两年前我在毛家滩法庭任庭长后，当地群众的法律意识让我调整了我的办案方式。两年来，我曾配合当地政府七次上门调解一起赡养纠纷，多次为辖区乡政府调解农村土地纠纷、民间集资纠纷。而这都并非我的工作职责，但我清楚因民事纠纷引发的任何一件案件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我当即拨通了司法所杨所长的电话，得到的信息是事态暂时得到控制，乡政府准备明天组织人员协调处理，建议我一并参加。

　　次日清晨，带上书记员小颜，邀了杨所长驱车前往乡政府。雨很大，汽车在层层雨雾和料峭春寒中穿行，路边墨绿色油菜苗在雨中格外凝重。车上，杨所长讲述了事情始末。乡猪场经营户陈某与贵州省孙某多次生意往来，去年，陈某以孙某欠36000元购猪款为由扣押以前为孙某运猪的李某的货车，一度造成国道上交通阻塞，经乡政府、派出所协商处理，李某交付两万元押金放在派出所，待年后再处理。今年正月十五刚过，陈某便向派出所要这两万元。孙某也来湖南要求处理并要求退回押金，陈某知道后，要强行扣车扣人。派出所便将钱交给司法所要求双方走法律途径。司法所调解未果后建议陈某起诉。

　　纠纷处理地点设在猪场办公室，乡政府相关人员和派出所人员已在那里等候。因陈某父女对乡镇干部及司法所均有成见，建议由我主持调解。进屋后，戴着一副老花镜的陈某似乎余怒未消，嗓门很大。孙某黑而瘦，在宽大的棉衣里有些发抖，一副委屈的样子。简单介绍后直奔主题，陈某打开话匣子，絮絮叨叨讲了一个多小时。末了，陈女显得很气愤：“派出所说话不算数，当初说过年后姓李的不能找到姓孙的，两万元就归我们，结果给了司法所，我们也不是硬要扣车，只要属于我们的钱。”“我只是司机，凭什么给钱你？”李某急切地声辨。“老陈啊，如果要姓李的给你钱，理由好像不是很充分。”我尽量缓和语气，“而这两万元钱仅仅是押金，派出所和司法所都没权力给你，你要理解。”“我们起诉，申请法院扣钱扣车。”陈某打断了我的话。“起诉是你的权利，申请保全要提供等值的担保，交纳诉讼费，承担诉讼风险，你现在起诉，有没有欠款的证据？”听我说这番话后父女俩一下沉默下来。“那你说怎么办，这回听你说说。”陈某满脸诚意地说。“建议你们去一趟贵州了解一下孙和李的关系，和孙某结一结账，如不能即时结清可出具欠条，逾期可凭条子诉至法院。”

　　陈某望了一下女儿，有些犹豫，似乎想听听女儿的意见。“可费用谁出，这不是一点点钱的问题。”陈女很快提出了问题。“费用我出。”李某急于摆脱自己的嫌疑。“我们的安全谁保证？”我只好建议当地派出所和司法所一并前往贵州，可陈某不信任派出所的干警。事情陷入僵局。杨所长当即拿出了那两万元说：“你们不起诉，又不听调解，我们不管你们的事了，钱现在就给姓李的了。”“你敢，我就找你要钱，车和人我扣定了，你负全部责任。”陈某拍案而起，冲出了门。半天下来，没有结果。

　　就在我们吃午饭时，陈某父女就站在门外并不时地打电话，好像是喊人，李某就有些紧张。

　　吃完饭，我正思考着怎么继续作陈某父女的思想工作，刚出门，两人就迎上来，陈女和颜悦色的说：“王庭长，我刚才听了你们讲的话，我觉得你确实为我们好，我们同意按你说的办，我刚才与派出所联系了，他们同意与我们一起去贵州。”事情的突然转机，让我一下难以适应。“行，就这么办。”我突然一下子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第二天，收到陈女的信息，两个字：谢谢。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人民法院毛家滩法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