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承办的众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有这样一起纠纷。当事人在诉讼中有着细微而别样的需求，从而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1年6月，王某向徐某借款8万元，并为徐某出具一张借条。近日，徐某持王某出具的借条诉至我院，要求王某返还借款8万元。诉前调解过程中，王某称已返还徐某2万元，只欠徐某6万元。后徐某承认王某已返还1万元，要求王某返还借款7万元。

　　开庭前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得知王某衡量了诉讼的利弊，愿意马上归还徐某7万元，只是不愿意见到徐某。他坚称自己已经归还2万元，只是没有证据证明。尽管徐某现在承认王某已还1万元，王某表示对徐某不再信任，希望我们能在双方不见面的情况下尽快处理此案。王某称，徐某只要将借条交给法庭，他愿意当即把7万元钱交给法庭。

　　既然王某有还款意愿，并对我们充满了信任，对于他的要求，我满口答应下来。可是，第二天上午就是我们电话通知双方开庭的日子，时间很短暂，而且第二天上午还安排了另一个庭审。王某和徐某的纠纷，能否在第二天上午就妥善解决呢，我心中略有一丝忐忑。同时，因为见惯了不诚实守信的当事人，我既担心王某会不会反悔，再要求徐某返还8万元借款；又担心王某会不会守信在第二天带来7万元。

　　于是，我开始紧张而忙碌地做起各项庭前准备工作。首先给徐某打电话，确认她现在是否主张7万元，向她告知王某的还款意愿，并与她充分沟通王某次日即还款的工作流程，以及王某没有如约带7万元到庭的预案工作。接下来，我起草了撤诉裁定书、调解书两份文书，并预备了送达回证等相关手续。如果王某能当场给付7万元，撤诉结案无疑方便快捷，我内心自然倾向于此。调解结案的话，既要做调解笔录和调解书，又要经过法院收发案款，无形中给当事人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王某不能当场给付，调解结案又是必须的，双方约定一个期限达成调解协议即可。

　　但我清楚地知道，双方接受背对背的调撤工作，意味着对法院和我们个人的极大信任。我定当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妥善处理并平衡照顾到各方的利益。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法庭，徐某如约先至。她按照我的意思将借条原件交给我，并写了一份收到王某7万元的收条和撤诉申请。我告诉她先离开法院，不要走远。如果王某带来7万元，我会代她收下7万元，并将徐某预先写好的收条转交给王某，并向王某出具撤诉裁定书。如果王某没有带够7万元或者根本没带钱，我会马上通知她到庭参加庭审或者庭前调解，争取快速解决此案。接过徐某的这些材料，我感受到了满满的信任和沉甸甸的责任。

　　徐某走后，我和书记员小高开始了另一个案子的开庭审理工作。庭审结束后，王某提溜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如期到了法庭。见到王某带来7万元钱，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小高忙着校核、打印另一个案子的开庭笔录。我给王某看了徐某交给我的借条和收条，又带他去立案财务窗口清点了钱款。随后，我收下同样承载着信任的7万元钱，将收条和撤诉裁定书交给他。王某满意地走了。

　　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徐某带着7万元钱和撤诉裁定书，同样满意地离开了法庭。

　　就这样，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在我们繁忙的工作中快速而妥善地处理完毕，既解决了经济纠纷，又照顾了双方的利益和情感需求。事后想来，其中，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固然重要，但整个处理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细密和人性化更加关键，它们才是当事人之所以信任我们的法宝所在啊。

　　是啊，公开、公正、透明、细密和人性化，这不就是法律和司法工作的应然之义么？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政法干警努力恪守和遵循的职业道德么？它们彰显着政法干警“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更承载着中国法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