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全省海域26万平方公里，陆域10万平方公里，山地和丘陵占70%。这山河湖海间，全省222个人民法庭星罗棋布，或深入海岛，或扎根山区，或居城乡统筹前沿阵地的闹市，或偏安波澜不惊的乡村一隅，为全省944个乡镇夯实定分止争的桥头堡，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乡土中国播撒法治的启蒙。

　　2008年以来，浙江人民法庭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9万件，占全省民商事审判案件1∕3，诉讼标的额550.27亿元；依法执结案件5万件，执结标的额24.13亿元。

　　他们不仅是法庭人，还是社会管理者，在履行审判职责的同时，主动延伸审判功能，在企业破产重整、流动人口管理、传播法律文化等方面，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为基层社会的平稳转型撑起渐进式的法治晴天。

　　情与法水乳交融的“法庭法官”

　　置身乡土的法庭所面临的环境，法学科班出身的法庭庭长们都有一箩筐的故事：

　　男女被判离婚，男方不接受，带来一帮亲属要将女方强行带回继续“做老婆”。甘霖法庭庭长郑玉清说，他们常常不得不动用警车将女方送上一程。

　　在洲泉法庭，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后，一方却反悔了，不仅撕毁了自己这一份，还以看笔录为借口，抢撕法院的调解笔录，承办人只能“奋力保护”。

　　同样是婚姻纠纷，判决离婚时，一定要把婚前女方交给男方的“八字”完好无损地交还女方，否则“女方将一世无好运”。洲泉法庭庭长沈元明说：“这在我没到洲泉前，闻所未闻。但在此只能尊重民俗，将‘八字’问题一并调解，虽然不写入调解笔录，但要督促男方自行归还。”

　　在他看来，尊重民风，有时更有利于工作开展。辖区大麻镇，民风彪悍、爱面子，法庭开着警车去送达，基本没人会告诉你是哪户。“先礼后兵，先打电话告诉他‘怕开个警车上门送材料丢你面子，所以先通知你，是否方便来法庭拿一下’。嘿，这一招还真好用。”

　　就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中，洲泉法庭五年来所办的2700多件案件实现零改判、零发回、零再审、零上访。在沈元明看来，法庭案件质量最重要还是责任心，庭长签发必须严，“印发”两字重如泰山，证据不是很充分的都要卡掉，特别在农村，当事人要求法院查明的是客观事实。

　　在他这严格签发体系下，培养了审判人员好习惯，每案尽量查明案件事实。一纸欠条的民间借贷，是否归还，法官总是主动引导被告提供取证线索，逐家银行一一调取资金往来清单并核实有无还款。这些工作当事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即使败诉还是信服。

　　为适应乡土特色，浙江法庭各显身手发挥调解作用，姜山法庭调解室里挂上“宁波谚语”：“讲话讲道理，带鱼吃肚皮”、“上半夜忖忖自家，下半夜忖忖人家”等，让当地百姓在庄严的法庭中有意外的收获。与“和文化”相得益彰的还有“法文化”，刻有镏金的古今中外著名法谚也走进宁波百姓心中。

　　2008年5月，环城法庭设立了以法官个人名字命名的沈金汝法官调解工作室，注重诚心帮助，耐心沟通，热心解难，公心断案，工作室成立至今已调解案件614件，成功率达75.3%。

　　上泗法庭更在硬件上独创性地打造“家、和、让、诚、恕”五大特色调解室，分别用于不同类别纠纷处理，将诉讼色彩浓厚的调解室变为充满温馨的会谈厅。

　　青田是著名的侨乡，温溪法庭辖区更是重点华侨输出区域，涉侨案件占35%，华侨出庭应诉率仅10%，该庭建立海外联络员制度，委托送达和调解，采用QQ语音视频网络跨国庭审模式，开通24小时自动语音导诉热线，解决华侨时差问题，推出在线QQ，确定专人在线解答华侨的问题。

　　浙江是临海省份，法庭更要适应渔民作息。大门法庭针对海岛特色，每年9月开渔后对渔民实行预约时间和地点的服务，庭长叶定光说：“鱼汛期间只能实行弹性工作制候潮开庭，渔民可能就在某个岛上登陆一下第二天又出海了，所以你何时息渔归港，是在大门岛还是在鹿西岛方便，你来定，无论午夜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来开庭。”为方便渔民诉讼，大门法庭法官前往鹿西岛开庭时往往“不问归期”，“很可能就涨潮了，不能坐轮渡，在鹿西岛住上三五天是常有的事。”

　　基层决策者的“法律参谋”

　　记者4月底采访时，因法庭改建临时租用办公楼的塘栖法庭一点不像“临时过渡”，虽是老法庭设备，却是整洁大方，审判场所、党员活动室、图书室等一应俱全，法庭安保不仅挂靠院机关，还与公安110联网。“2010年底杂七杂八拉了18车搬来的，利用双休日整好，保证周一开班无误。”庭长赵美芳快人快语，有着基层女庭长的干练。

　　也是在这种“非临时”心态下，塘栖法庭按期向辖区党政机关发送《涉诉矛盾纠纷季报》，并成为基层决策者离不开的“法律参谋”。

　　3月16日中午，辖区一镇领导因一起黄沙车事故处置问题致电：“赵庭长，我们没办法了，请尽快过来一下。”这时在黄沙车事故处理现场，三死二伤的受害者家属，蜂拥而至的媒体让事故赔偿标准谈判起来无比艰难。死者中一人是驾驶员，刚上班第一天就遇难。是否算工伤？是否按照工伤与侵权两者兼得的方式处理？那是个周五，赵美芳驻扎在处置现场，一直到次周二下午四点，标准定下来，家属将死者入土为安。

　　4月25日，为另外两名伤者的赔偿问题，镇领导再次邀请法庭“专家”出马。

　　诸如赵美芳的“专家”身份，浙江法庭庭长们都享受过。余杭区2007年以来出台内地首个区域法治指数，对各镇乡街道和部门实行年度考核，这使法庭庭长们更是成为离不开的“参谋”。从乡土走向现代的，不仅是乡民，还有这些乡民的管理者。依法行政，重点和重心都在基层。而法庭作为坚守在最前沿的最小司法单元格，更突显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专业价值。

　　甘霖、崇仁等浙江法庭主动利用涉诉情况这一敏锐感知社会经济的“晴雨表”，定期向党委、政府通报有分析有数据有情况的法庭工作分析，密切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基层党政部门发送各类司法建议。

　　最小的司法单元格在参与党委政府“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时，发挥的不仅仅是“点”上化解纠纷的作用，更有着服务“面”上决策的意义。六横法庭所在辖区作为舟山群岛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海洋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大量的规模企业被引入，尤其是修造船企业。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一定意义上形成一个“小社会”，网格服务和人民调解在厂区存在真空带。六横法庭向辖区各规模企业发送了《关于在企业内部设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议（函）》，对企业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相关制度和受案范围进行全方位指导，使“网格”功能在辖区实现全覆盖。

　　此举得到普陀区委高度肯定和支持，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亲自参加首家企业人民调解组织的成立仪式。目前辖区已成立两家企业调委会，调解纠纷50余起。

　　在乡土播种法治启蒙的“社会人”

　　“有法庭在基层坚守，就是把法治的旗帜插进了那方土地。”浙江高院基层工作处副处长亓述伟说，做法官，在城里可以威风凛凛办案，而在基层，却要“婆婆妈妈”，要踩落几个、几十个太阳和月亮。

　　正是这不分昼夜、不分法内法外的办案，办好案，悄悄让无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务工者，都体味着法庭这不起眼的外表里所蕴含的法治力量，为那悬水小岛、崇山峻岭还有那熙熙攘攘赶往现代化的城乡结合部筑牢法治根基。

　　为引导民间调解，浙江法庭主动对接基层调解组织，全省135个人民法庭设立人民调解窗口，近五年来，为2万人次人民调解员举办业务培训班1600余次。王江泾法庭辖区户籍人口12.5万人，新居民7.7万人。该法庭主动对接新居民事务所。“在处理一些纠纷案件时，双方互相协助，利用法庭的法律威慑力和新居民事务所的亲民性，更加便于沟通、理解和调解。”王江泾镇新居民事务所主任苏小华说，有法庭的专业性指导，新居民事务所作为新居民的娘家，处理事情时心里更有谱了，“不懂的地方，一个电话就知道法律相关规定了。”

　　在审理中发现企业管理漏洞，主动调研指导，发出司法建议，让小微企业无偿受惠。小越法庭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发现市场商户的欠款纠纷不断，而且不少拿来做证据的欠条因形式不规范导致经济纠纷难断，法官深入调查研究后设计了“欠条样本”，专门进市场教经营户如何写欠条，现在市场内80%以上的经营户的欠条都能写得很规范。金塘是舟山的传统工业重镇，岛内注册企业678家，几乎全是民营企业，金塘法庭编订《防范信用不良企业风险名单》，向辖区企业提供预警信息，供其在经营中参考。针对辖区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送货单签收不规范的问题，将送货单存在问题梳理后，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发给相关企业，帮助企业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浙江法庭远不满足于这种基于涉案的法治影响力，还要更强的辐射性和传播力。普法宣传让法庭法官犹如西西弗斯滚石一般致力于长远的努力。桐乡法院挂职于崇福法庭的法官侯力伟在紧张的办案和方言学习之余，饶有兴趣地在报纸上“以案说法”，3个月发表7篇文章。坐落在“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西塘法庭开通博客、微博，定位于宣传法律、沟通民意的窗口。自开办以来，点击率达3万余次，微博粉丝3000余名。而嘉兴全市14个人民法庭统一“公众开放日”，今年3月份邀请近600名群众零距离接触法庭、感受法官。

　　“当代中国法官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正是大有作为之时。不但要懂得惩与罚，更应该懂得帮和引，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是带路人，是领跑者，不但自己要精通法律、奉公守法，更要引领广大的百姓走上法治的轨道。”在奉化江口法庭担任庭长已七个年头的王爱军说，1990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他曾对法庭法官“不屑一顾、看不上眼”，但到了法庭，面对那些无论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抑或为索讨几百元欠款的小菜贩，要一遍两遍地培训他们怎么写诉状、怎么提交证据、怎么参加开庭时，他懂得了这个时代需要既拥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能够坐堂问案，又深知群众疾苦、能够在田间山头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新时代的马锡五式法官。

　　“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农村，不太懂法，但法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培育、浇灌他们内心的种子，使之生根、发芽，坚定他们的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