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4年到法院，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第一次接触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那还是在我们延平法院少年庭成立之前。那个时候，我认为都是刑事犯罪案件，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几个案件下来，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少年审判有了新的认识。

　　失足少年思想不成熟，在审判工作中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心和关怀

　　这得从郑微微的案件说起。郑微微在我们那儿小有“名气”，父母残疾，无人管教。9岁就开始“闯社会”，打、砸、抢、偷、盗无所不为。刚满14岁就因涉嫌抢劫、强奸、故意伤害被起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竟干了那么多的坏事，着实让人恼怒。庭审时，我没有好脸色，一判了事。

　　这年春节前，我们到省少管所慰问。我发现会场里有一个人一直低着头，便走过去拍了下他的肩膀，送给他一份精心制作的贺年卡。他抬起头，冲我一笑，我没认出是谁。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下班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突然折回头叫我：“詹法官！”望着满脸诧异的我，他说：“我是郑微微，我提前出狱了！詹法官，很感谢您，您送我的贺卡我一直留着，上面的话我全记得，您还拍了下我的肩膀，那一下，我就知道您没有忘记我。后来我很努力，获得了减刑，现在我有工作了。”

　　我下意识地说：“现在真要好好做人、做事了。”“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我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不由自主地调出他的案卷。还是那些材料，但却看到了另一个他，一个14岁孩子的痛苦、艰难和不易。没想到那一拍，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我不经意间改变了他，他也改变了我。

　　这让我认识到，法官的责任不仅仅在法庭，爱的引领和判后帮教更漫长，对于犯了罪的青少年，只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用真情和爱心洗涤他们沾满尘灰的心灵，使其真诚悔过，这才是少年审判的良方。

　　少年案件牵涉面广，公正和真诚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2003年初，我到新成立的少年庭工作，有个案件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这是一起因为几句口角而引发的青少年聚众斗殴事件，一名学生当场死亡。庭审时，被害人村里200多名乡亲聚集在法院门口，打出“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的横幅，见到被告人家属就打。

　　一边是被打死的少年那充满仇恨的亲属，另一边是需要拯救的少年和被仇恨包围的家长。我想，冤冤相报必将引发更大的矛盾，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解开他们仇恨的心结。庭后，我多次前往看守所，帮助失足少年认清自己的罪责；连续几周做被告人家长工作，促使他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赔偿来表达歉意。同时，我还三番五次到被害人村里，向他的家属和乡亲们解释法律的有关规定，从法理和情理上去说服、安抚，做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工作。有些乡亲认为，我是来为被告人说话的，冷眼、脏话一股脑儿对着我。说实在的，当时还真受不了，但我告诫自己是来工作的，不能急、不能躁，让乡亲们把情感宣泄完后，再耐心依法做工作。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奔走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双方家属都意识到，我是在真心为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会公正判决的。最终，这个案件以最稳妥的方式结案：民事部分，被害人家属在拿到了近60万元的赔偿款后撤诉，并对几名未成年被告人出具了谅解书；刑事部分，10名被告人中，4名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6名未成年被告人被判了轻刑。接下来，我又到学校协调，为几名罪责较轻的未成年被告人争取到继续学业的机会。各方对裁判结果均表示满意，一场一触即发的“风暴”平息了。我由此体会到，我们审理每一起案件，很重要的是化解案件背后的矛盾。只要真诚，就能唤醒当事人的理智；只要用心，就能找到化解矛盾的办法；只要公正，就能赢得当事人的信服。

　　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显得尤其重要

　　在少年庭工作，我考虑最多、感到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时一件小事就会让一个孩子失去理智走向犯罪，害人害己害社会。我想，如果能让他们懂得是非善恶，防患于未然，那远比等他们犯事了再挽救更有意义。于是，我们走进学校、社区，尝试着和家长、老师沟通，做一些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益的努力和实践。

　　现在孩子接收的信息量很大，思想活跃，要想走近他们，让他们接受你的观念，并不容易。我只好多学一些知识，经常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女儿讨教，了解年轻人的思想喜好，了解时下潮流风尚。年轻人喜欢网上聊天，我特地申请了QQ；年轻人反感说教，上法制课时，我更注重让他们自己去感受；现在孩子表现欲很强，我更愿意组织一些“模拟法庭大赛”、“法制漫画大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身临其境地去体验；知道现在很多家长对叛逆期的孩子无所适从，给他们一点建议；获知一些回归社会的新生少年遇到困难，给他们一点帮助……渐渐地，大家接纳我，信任我，也接受了我的观点。

　　磨刀不误砍柴工。近几年，我们庭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越来越少，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预防犯罪的工作中。我深深感悟到，法官不仅仅是法律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回应百姓关切，做好群众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