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立案庭庭长这几年，我深刻体会到“诉前调解”对当事人生活的“实惠”（省钱快捷又不伤和气），尤其是涉及到家庭纠纷的案件时。每当遇到这种案子，我总是尽力组织当事人诉前调解，尽管又辛苦又费心，但每当我看到和好如初的一家人，听着他们感谢的话语，心里总是充盈着幸福的感觉。

　　那天下午四点，我正在整理刚立了案的卷宗。突然，一位东北口音的50岁左右的男子甩过来一叠材料：“我要立案，老大不养老，这个案子村里调解不了，镇里也调解不了，非得法院判决不可”。“你慢慢讲”，我连忙停下手中的活。

　　经了解，这是一起赡养纠纷，原告是位90多岁的老人，被告是他的三个儿子，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是原告的三儿子。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老三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只有老大一家和老人在日照老家,住一墙之隔。三兄弟因为赡养老人问题商量不成，矛盾激化，村里和镇司法所多次调解无果。前几天老三到法庭要求立案，法庭考虑到系家庭纠纷，便委托司法所再给调解，可是达成协议后老大一家又反悔，此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

　　来人没有老人的委托手续，若要立案需征求老人意见。我问他是否同意调解。“同意，只要能处理好！”于是我告诉他先将材料和联系方式留下，在立案前我们会先去调解，如果调解不成，老人同意立案再立案。

　　老三回去了。一个方案在心中形成：鉴于老父亲已90多岁行动不便，此案可以委托 “诉前调解室”人民调解员上门诉前调解，争取诉前调解结案。立案人员也一并前去，一方面可以直接指导调解，另一方面如果调解不成也顺便实行“上门立案”。

　　次日一大早，我便带了一名书记员和两位调解员一起驱车70多里向当事人所住村庄赶。路上，我们一行几人认真分析这个案子的几种可能性，争取拿出一个最佳调解方案。

　　我们连同镇司法所所长一起，到了当事人所在的村委办公室，村书记和主任都在，老大家两口子也已经等在那里。司法所之前的调解意见是兄弟三人每人每年拿出2000元，委托别人来照顾老人。而老大家之所以反悔，是因为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以每年6000元的价格找到别人来照顾老人，再者，别人照顾老人他们不放心，但如果每家凑钱由老大家照顾老人的话，另外兄弟俩又不满，说老大家“另有所图”。

　　我们正谈着，老三搀着老人进了屋。“听说法院来人了，我们就来了，我们家坐不下人。”老人进门颤颤巍巍地说。

　　除了老二一家还在外地，其他人都在场。我们分头了解情况后，又与司法所所长及村干部商量了一下，拿出了调解意见：老二老三每家每年出3000元，由老大家照顾老人。

　　老人对此表示同意，但我们分明能看到他眼角流出的浑浊的老泪。我们又征求老大的意见，老大虽说着不满其他两兄弟小心眼的气话，但还是对此方案表示赞同。当我们征求老三意见时，老三支支吾吾，说和二哥商量一下，接着拨通了老二的电话。电话中听出,老二认为3000元过多，也不同意由老大照顾老人。调解员老徐接过电话对老二进行了一番教育：“咱日照物价也高了，不是前几年了，找人照顾老人每年6000元根本不够。老人年龄大了，小病小灾的也多，别人照顾不方便啊。你和老三在外地生活，由你们大哥照顾老人，你们都省心。”

　　电话里老二仍然不同意我们的方案，老三也嘀咕出钱多了，都生怕老大家从他们每年3000元的赡养费中“获利”。两位调解员充分发挥“说事拉理”的优势，跟三兄弟分析老人的处境，跟老二老三讲老大不容易的道理，跟老大讲老二老三经济困难的情况，让他们相互体谅。我也不时地给他们讲有关法律规定。期间，我们与老二前后六次长途通话，最终达成协议：老二、老三每家出2400元，老大一家照顾老人。我们可以感觉到，三兄弟对这个调解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老大老三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老父亲的愧疚和对我们的感激。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调解，等到各方签字完毕，办完手续，已经是下午一点钟。老大老三尽释前嫌，一起留我们吃中午饭。村干部说我们为村里解决了难题，也非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们的挽留，尽管大家都已饥肠辘辘，但都如释重负而又满怀成就感地踏上了归程。

　　我又一次尝到了幸福的滋味，正是这种幸福感，激励着我为老百姓做事的信念愈加坚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