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真人，何为假人？真与假是一对反意词，弄清了真人，假人则不言而喻。真即本色，真即本真，真即真实。不弄虚作假，不伪装掩饰，不矫揉造作，不故作深沉，不浮燥慌张，不急功近利，不趋炎附势，不张扬与标榜，不诱于誉，不恐于诽；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伤义，任时光洗尽铅华，任岁月日日更新，在生命的过程之中、过程之外，仍坚守着那份最初的素朴与本真，此谓真人也。

　　如此说来，似乎有些咬文嚼字，显得自己也虚伪作秀起来。其实，用大白话说，真人，就是吐真言，用真情，办真事，把先天秉性和自我本色，毫不做作地袒露在公众面前，赤身裸体、肝胆相照地端出一个“真我”来——你天生高贵的品格就让它高贵地闪亮，你心灵卑琐的角落就让它无情地曝光，超越世俗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自我。

　　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人的本真时代就是童年。孩子率真烂漫，活着整个就是在享受生命。随着年龄增长，涉世渐深，俗虑和规避越多，也许命途多舛、处世艰难、生活坎坷、社会复杂、人际间由此产生过多的防范与戒备，使我们久违了人性中最有价值的本真，很多人都努力把自己的真我包裹起来，而换成了另一副面孔和外表。

　　毛泽东评价中国人“普遍虚伪”，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人生，呼唤“真的声音”，“真的人”。心理学家对此还从东方人人格层面里隐藏的某些秘密作出新解说：西方文化认定人性为恶，因此社会对人们自私自利比较宽容，他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比较坦然，少做掩饰。而东方文化认定人性为善，排斥人的自私自利。所以东方人在追求个人目标时会做足掩饰功夫，讲究迂回策略。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爱绕圈子”。2000年我去德国考察，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德国人很好打交道，因为他们率真。他说为办一个证件几次未果，当得知那个德国政府官员喜欢中国瓷器时，他就带着一个青瓷仿古花瓶去那官员的办公室，那官员高兴地收下花瓶马上给办了证。若是中国官员必收礼后说研究研究，再给自己找个借口下台，然后再给你办证。

我这么说，似乎有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之嫌。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也不乏真人。比如屈原就是敢于说真话的人，明知道楚怀王不喜欢他那一套，但还是要说，结果只能吃大亏。他活的太真，太实，高兴了就笑，悲伤了就哭，想不开了就发疯。可谓真正的真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 阮籍，别人都巴结司马氏，他却拒绝与其结为亲家，为逃婚，大醉六十天，宁愿苦其身，不愿违其志，真丈夫也。鲁迅也是真人，在黑暗的旧中国敢于《呐喊》。他嘲笑有些伪君子，表面道貌岸然，但见到女色就想到“脐下三寸”。

　　真人不一定完美，或许还有许多瑕疵，屈原投江是不满于现实，但也有人说他太懦弱；阮籍常常醉酒于邻居家，拥着人家的美妻睡觉，虽纯如婴儿与母亲安眠，但毕竟有失体统；鲁迅也被一些人认为是“疯子”，说他性格乖张。然而真人的真情和真性，真人的精神却能穿透人心，具有永久的价值。

　　要做一个真人，需要一定的境界，需要一定的勇气。私心重的人是断然当不了真人的。你让和绅当真人，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要做真人还需要一个社会环境。环境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要从世俗浮华的精神枷锁中逃逸出来，回归童心的本真和内在的自我，而且还要将这种本真显现出来，谈何容易。你说真话，给领导提意见，可能会有小鞋等着你穿；你用真情去帮助他人，可能会被人认为是作秀；你待人以真心诚意，可能也会遭到怀疑。所以，要做真人，必须要营造一个诚实信用的环境，营造一个人与人真心相待，真诚相待的环境。否则，你做真人吧，人家一定会认为你是个傻子。悲极而长歌当哭，乐极而放怀大笑，活出自我，活出本真，活出真性情，是多么畅快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