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刚刚走进审判大楼，就听见一阵剌耳的叫骂声。循着声音望去，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正在过道里来来回回的边走边骂。同事告诉我，这是我们院挂了名的人。因为索要工程款，已打了五年官司，凡是办过这个案子的法官无一例外地被她骂了个遍。就因为这笔算不清的工程款，仅一审法院的案号就排了六个。这一次发回重审后，又上诉了。我摇了摇头，快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案件会由我主审！

　　为了弄清楚案情，我调齐了双方历年在法院打官司的所有材料。看着一尺多高的卷宗，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鼓励自己做那个刀尖上的舞者。

　　三天后，我带着满心的希望走进审判庭。我坚信，有帐就不怕算！

　　庭审并不顺利。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中年妇女更胜一筹。多次拍案而起，声泪俱下。法槌的制止、法官的警告也只能短暂地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吵吵嚷嚷中明白了一个事实：双方剧烈争执的两万余元借款是笔良心债。

　　接下来的一周内，我多次组织双方算帐，每一次都没有太大的进展。中年妇女更是天天来找。曾经安静、整洁的办公室常常充斥着她愤恨的声音：“如果法院再主持不了公道，我也不要这笔钱了，找几个人把他打残就算结帐。”　　

　　六本卷依序摆在我的桌上，每本都象一个无声的质问。第一次组织双方调解的情形不觉浮现眼前：

　　“我不可能再给她钱，钱已经是付超了。她说没拿上钱？有什么证据。这个借款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她的名字，难道这个名字不是她写得？如果她真有理，法院早就判我把钱付给她了。”男人说。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哪一次借款不是先签字后拿钱？每个工人都是这样。你这笔钱给我了吗？你自己拍着良心问一问。谁拿了这笔钱不得好死！”中年妇女气极败坏地用手指戳着对方的脸，几乎要越过桌子与他撕打起来。

　　“把你的手拿开！法官，我不想再和这个疯女人说话，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男人摔门而去，留下女人绝望的哭声。

　　夜深了，那几张签了字的借条冷冰冰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计划写判决的稿纸上迟迟不能下笔。打官司打的是证据，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这个案子如果单靠证据判处，结果只能是维持原判，驳回中年妇女的起诉。可如果中年妇女真地如数拿到借款，为何缠诉五年有余？她的情绪为何如此激动？说句心里话，我也很讨厌她的声音。多少次，我真是恨不能将她拒之门外。

　　然而，真实，也许就掩藏在这片刺耳的叫骂声中……。

　　第二天，再见面时，我细细询问她的家庭情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十二岁，小的七岁。小的这个孩子天生体弱，每年都会花去一大笔医药费。她和丈夫常年在工地给别人干活，只挣个苦力钱。聊到最后，她哭着对我说：“法官，两万元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个天大的数，为了要回这些钱，我前后跑了五年，耽误了不少事。我不是那亏良心的人。字，我的确是签了，可钱我真的没拿上。否则，我怎能不知道打官司的苦，天天往法院跑。”

　　晚上，十个月大的儿子突然发烧，小脸红通通的，声音哭得都嘶哑了还是止不住。第二天早晨，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办公室，看着桌上那一尺来高的卷宗，一种再也无法支撑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放弃吧，下一个判决维持原审算了。谁让中年妇女自己在预支借条上签字呢？”一个声音在心底小声地说。”“如果轻易下判，这个贫苦的家庭就再也没有救济途径了。更甚者，如果中年妇女做出什么傻事，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声音说。

　　我慢慢地走向窗边。远处，几缕惨淡的白云轻轻地飘浮在湛蓝的天空，一只雄鹰奋力向北飞去，看着它沉稳煽动的翅膀和渐渐远去的身影，一丝想要拼博的豪气骤然在胸中升起。

　　我决定再偿试一次调解，最后一次。在最后一次的那天早晨，我刻意熨展我的审判服，细细擦试胸前鲜红的天平。在心里唱响那首最爱的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要让自己知道，今天是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开始；也是全力以赴，用爱与责任去征服证据的开始！

　　我的调解方式变了。首先，将中年妇女请出门，制止她发言。接着，我从缠诉给家庭、工作带来的烦恼为突破口，围绕着双方生活条件的不对等；时间久远，对于这笔钱到底给与没给可能存在记忆模糊等问题，极力说服对方当事人给予补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始终沉默的男人不停的吸烟。中年妇女在走廊的那端焦急的俳徊着。

　　“我同意给她一万，多余一分也不行。”终于，他开口了。

　　一丝欢快的笑声几乎要从我的心里迸出来！这个结果对这个案子来说太不容易了！在证据上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年妇女当即保证，双方长达五年的纠缠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事，似乎是无须交待了。当然是调解书在我的指尖飞快地敲击，伴着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里我轻舞飞扬的心……。

　　哦，还有，在我的请求下，他们的手又握在一起啦！

（作者单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