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对中年夫妇从百里之外赶到法庭，饱含泪水把一份民事诉状递到我的面前。

　　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他们年仅15岁的女儿徐某受鲁某雇请，到北京丰台区从事服装加工。11月27日3时，上夜班的徐某外出上厕所时不幸遇害身亡。犯罪分子施暴后逃脱，此案尚未侦破。原告无法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获得赔偿，只得向雇主鲁某主张权利。但鲁某在赔偿原告部分损失后，不愿意再赔偿。他认为徐某的死是犯罪分子造成的，责任不在他。现在自己服装店也垮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无力赔偿。于是鲁某躲到外地打工，下落不明。

　　面对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大，被告又逃避诉讼的情况，我有些犯难。要说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完全可以缺席判决，但是，却难以执行。如此一来,原告即使胜诉，也会因为无法执行而赢了官司输了钱。也许原告还没能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又会陷入到了执行难的烦恼中。那个无辜花季少女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于是，我决定先从鲁某的亲属入手，一是通过他们找到鲁某的下落，二是希望他们能帮助鲁某履行义务。我先后找鲁某的姐夫、姨弟等人做工作，通过换位思考和以案说法来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虽然他们也十分同情原告的不幸，但对于赔与不赔，赔多赔少没有人敢表态。我没有气馁，先后10余次分别给原告和被告的亲属做工作。在最后一次调解中，我得知被告鲁某的亲属中，有一位中学教师，他在家族中威信极高，还自修法律。我决定就以他作为突破口,借力调解。我首先和他进行了家常式的交谈，然后是一番辩法析理。在我回答了他所有的疑问后,他终于信服，当即给远在福建的被告鲁某打电话，要他承担赔偿责任。经过两个小时的电话调解，被告鲁某终于表示愿意赔偿；被告的亲属也表示愿意凑钱帮他了结官司,只是在赔偿数额仍有分歧。

　　看到我对自己的案子如此用心和耐心，原告也深受感动：“林庭长，被告赔再多的钱，也无法换回我女儿的生命，我们只是想为女儿讨个公道，看到您为我们的事如此操心尽力，我们也不忍心再让您为难，我们愿意再让 1 万元”。最后双方以6.2万元达成调解协议。

　　当我把被告亲属东拼西凑的赔偿款递给原告时，原告的眼泪悄然地落在了皱巴巴的人民币上。

（作者单位：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