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法庭工作这些年来，办的案件不算少，接触过的当事人也数不清。但在搜寻沉淀的记忆往事时，我却会常常想起二00四年所承办的那件婚姻无效案。

　　二00四年七月，女方起诉离婚，其诉状罗列的主要理由，仍然还就是二人性格不合、两人为家务锁事争吵打架等。但它与众不同的是，被告在答辩中只说两句话十个字：不同意离婚，否则我就死。我对他说，答辩光说观点是不行的，还要陈述原因和理由；另外，你的态度也不好，婚姻问题不能靠冲动来解决。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还是那两句话十个字：不同意离婚，否则我就死。吝啬得一个字也不肯多说。我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所办离婚案件不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但同他那么固执的确实不多。因此在我刚接手这个案件时，一方面我感到案件有点棘手，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双方无非是缺少沟通，有些误会，加上年轻人的处事不冷静和冲动。如果我们把工作做细，或许还可能化解矛盾让他们重归于好。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准备把重点放在庭前的调解上。于是就开始了和当事人的个别谈话。

　　但是，我的这种想法很快就在和当事人接触后彻底破灭了。坐在我面前的原告，衣着不整，面色苍白，脸色忧郁，精神状态很不好。她告诉我说，被告脾气不好，性情粗暴，根本不尊重她的人格，有时两人为了夫妻生活还发生打架，平时生活中打骂原告更是家常便饭，而且他整天一言不发，跟他生活没有一点情趣，以前勉强一起生活是为了女儿，现在女儿已长大了，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只有离婚才能解脱。望着她那痛苦的表情，我心中也有一丝怜惜。但考虑到他们毕竟还是自由恋爱以及共同生活多年等因素，我还是对原告尽力劝导，让她慎重对待离婚, 考虑是否能原谅被告与他和好。但她一听这话，就神经质的浑身发抖，仿佛不离婚她都不能活下去似的。看到这个情景，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心中对那个被告也真的没有好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妻子能到这种地步。

　　尽管被告给我的印象不好，但当我还想听听他的想法，可无论如何都无法敲开他的嘴。一谈到离婚字眼，他便脸涨得通红，但总算多出了一句话“要离婚全家一起死”。他是安徽省枞阳县人，家里人联系不方便。于是，我便找女方父母了解他们夫妻生活的有关情况，试图从中寻找突破口进行调解。女方母亲对我说：“是我害了女儿，不该同意这门亲事。他从小就倔犟，总以为大了会改过来。但我只有一个姐姐。”说到这，我马上打断了她，问与姐姐有什么关系。女方母亲接着对我说：“他就是我姐姐的孩子，我姐姐想亲上加亲，我实在耐不住面子。”这让我大吃了一惊，同时也为自已办事的疏忽而感到惭愧，居然没有留意原、被告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那是很明显的无效婚姻。那时正是婚姻法解释二实施不久，该案也成了我们法院受理的第一例宣告婚姻无效案。可作为法官，我的担忧更浓了，法律给我指定了唯一一条路，那就是：判决宣告婚姻无效。我担心不能兼顾双方，不能维护和谐，担心出现严重后果。

　　那时正值夏季，午后的天气更显炎热。他虽然也是短袖短裤，可那头蓬乱的头发黄的像秋天的枯草。灰色的短裤沾满了泥土，脚上是一双脏的看不清颜色的塑料拖鞋。蓝色的短袖上衣敞开着，身上的汗滴象刚刚淋过雨。我很清楚，天气热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内心比天气更热。我当时感觉就是更加闷热和压抑。还有就是他那双圆睁的眼睛和充满怒气的面容，好像是要来和谁吵架似的。看到他的这副表情，想想这个案子还如何能判得下去。这一次，我没有依法行使释明权告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是同对待其它离婚案件一样做双方和好工作，要求他们冷静思考双方的婚姻关系，好好地谈一谈。后来几天，我通知被告到法庭，但他不来，我只好自己到他家找他。他看到我们并不是草率办事，对他婚姻问题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渐渐对我们有些信任。说起了他与妻子婚姻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他与原告从小青梅竹马，关系本一直要好，他不可能打妻子，反而对她百般呵护。他性格内向，语言短，与她一起话也不多，可七、八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近一年来，原告对他愈来愈冷淡，但对外面青年男女却有说有笑。他怀疑她有外遇，心里堵得慌才发了几次脾气，接着就是她起诉离婚。可他愿意既往不咎，坚决地不同意离婚。

　　听到双方完全不同的表述，我也不知道该听哪一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答辩一定得不到支持，他的愿望一定无法实现。近亲结婚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作为法官，只能在法律指定的道路上徘徊，根本上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我毫无疑问会尽力为他争取一次机会的，哪怕希望很渺茫。当时，我还不敢告诉他他们的婚姻必定要“离”掉，我担心我无法控制后果。然而，什么样的后果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我宁愿晚一点。

　　我对他委婉地指出我们国家是法制社会，什么事情都要讲规矩，都要依据法律来。并且告诉他，现在讲究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对方提出离婚也是正常的。让他凡事要想开些，不要一根筋，作为男人，对什么事情都要洒脱点。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由于顾及太多，我再没有深入的去和他多说，更没有告诉他他们的婚姻无效，只是告诉他，他的行为过于情绪化是不对的，并表示我们还会做双方工作，让他再冷静考虑考虑。

　　几天后，我仍然不敢对被告说婚姻无效。可事情不能总摆着，我便去了一趟原被告居住地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帮助调解，并委托村委会间接告诉被告婚姻无效。我想我是法官的身份，从我口中说出就等同判决，担心被告一时难接受。同时我又让村委会通知原告到法庭来。我依法对原告行使释明权，告诉她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该案的结果早已摆在那，只是程序上的操作由我灵活掌握。我想不到也无法形容再见到他时他的怒容，也可能是村干部传达信息方式不恰当引起的。他对我眼睛瞪得大大的，脸气得鼓鼓的，他说我是骗子，以前对他说的好听的话都是哄他的。我感到心有一阵绞痛，他居然这么不懂法，不理解我用心良苦，而且这么不讲理。我接触不懂法、不讲理的当事人并不少，可象他那样的确实不多。我耐住性子还想跟他解释，但他却马上打断我的话转身就走。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被告是一个性格急躁之人是很明显的，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真是让人感到可悲。

　　随后，我又找过原告谈话，主要了解被告的心理状态。这以后，我又找过被告两次，主要还是劝他做好分手的准备。但他依然见我如仇人，还是不愿意离。

　　宣判的那天，我们事先也做了准备，叫原告及其父母先避一避。毕竟被告是个性格急躁之人，他上来性子或者有什么想不开，我们都应有个预防。特别是害怕他对原告有什么怨气而做出过激行动。

　　当我们把判决宣读完后，被告的表情很痛苦。不知为什么，看他那痛苦的样子，我倒有点同情他。禁不住对他说到：“你也不要太伤心，其实你仔细想想，不合适的婚姻这么拼命勉强是不是真的值得？”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双手抱住低下的头，愣了许久突然抬头，只说了一句：“我要上诉”。我不明白这样不懂法的人怎么还知道有上诉这个法律词汇，可偏偏这个案子又是不能上诉的。我只有如实告诉他。他没有说话就走出了法庭。看到他远去的背影，我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里有些沉重，没有像以往那样结了一个案件所应有的轻松感。

　　当被告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是在一年半以后。如果他不说出他的名字的话，我是很难把眼前的这个清秀的、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和一年前那个性情急躁、不修边幅的被告联系起来的。那头蓬乱的头发变成了平头，藏青色的西式套装，花格色的领带，白色的衬衫，黑色的皮凉鞋，整体给人一种清爽文静的气质。他告诉我他是从安徽老家专门赶过来看看姨父姨母，当然还有那位由表妹成为妻子再由妻子回到原位的表妹。现在他又结婚了，妻子是同他一样曾经受过创伤的人，对他很关心，夫妻感情很好。同时他顺便到法庭看看给他办过案子的法官，并且还把他的妻子也带过来了。他说他把打官司的事情跟妻子说了，妻子说一定要见一见判他案的法官。我说怎么没见你的妻子。他说马上就来，他等不及走得快些。

　　正说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子正走过来，只是手中提了一篮水果。她相貌平平，但穿得干净整洁，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她没有什么言语，倒是当年的那个被告，反而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变得很健谈。他说过去不懂法，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很对不住法官。我说都过去的事了，不必要提的，同时也很热情地询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和未来打算。他还当我的面对她妻子说他认为他与妻子都应该花时间学点法，有什么事可以找法院解决，做法盲非常不好，让人笑话。他妻子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我看得出来，他对现在的婚姻很满意，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说：“我们给你判婚姻无效，你对我们没有意见吗？”他笑了，那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更有精神。他说：“回去后我问了人还翻了书，你们本可直接判的，不必要做那么多思想工作，但你们没有反而再三开导我，否则我当时很可能会做傻事的。你们是依法办案，我怎么能有意见呢。”他望了望站在旁边的妻子接着说：“如果没有你们依法判决，怎么会有我们今天焕然一新的生活？”想起他最后走出法院时的那种痛苦表情，我也很担心他是否能真的接受那个现实。现在，终于看到焕然一新的他，那悬着的一颗心也完全放下了。我有如释重负之感，这是我们当法官的最大的欣慰。

　　作者单位：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