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日前已呈交至国务院，该草案规定了拥有个人信息的企业与团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禁止任何团体在未经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将个人信息泄露给第三方，但犯罪与税收记录以及媒体调查除外。

　　目前我国的法律中还没有关于个人信息的专门规定，但在《民法通则》的第101条，已有了关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相关内容。只是相比目前资讯的发达，这条法律显得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执行性。(京华时报记者 张莹整理)

　　98.9％公众支持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88.8％的人表示曾因个人信息泄露遭遇困扰，83.2％的人认为个人电话号码最需要立法保护

　　“武汉的一个证券公司，天天换业务员打电话过来，白天晚上都打。不停地向我推荐最新的股票消息，还有一些他们提供的理财咨询，烦死了。”上海某公司财务钟令深受个人信息泄露之苦，“他们居然知道我是江西人，还来套近乎，说湖北和江西是老表。”

　　日前，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条款，将严惩国家机关、电信、交通、教育、医疗、金融等单位工作人员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是否给你带来了困扰呢？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对2422名公众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88.8％的人表示自己有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遭遇困扰的经历。

　　公众排出泄露个人信息前三位：电信机构、招聘网站和猎头公司、各类中介机构

　　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市媒体从业者唐甜甜去一家健身中心办健身卡。“因为拿不准他家的器材功能，加上办卡业务员的服务态度也一般，我没有办卡就走了。”可这一走，接下来的十几天唐甜甜几乎天天收到健身中心的短信，“又是道歉，又是推荐业务，还换着业务员来，最后就直接打电话骚扰了”。

　　 调查中，垃圾短信、电话骚扰、垃圾邮件被视为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带来困扰的三大“罪魁祸首”，分别有83.9％、69.4％和62.7％的公众选择这三项。接下来公众遭遇的困扰经历依次是财产损失（7．8％）、人身安全困扰（7．6％）、登门骚扰（7．4％）。

　　自己的信息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呢？钟令回想起有段时间想买房，曾经通过一家中介公司去看过两套房。“后来没有需要了中介那边还不停打电话过来，更讨厌的是很多不同的中介公司都知道了我的手机号码，一家家轮番上来‘轰炸’。之后是各种装修公司，现在证券公司竟然也打电话了，太恐怖了！”

　　调查显示，在公众心目中，泄露个人信息最多的前三位分别是电信机构（76.0％）、招聘网站和猎头公司（47.0％）以及各类中介机构（41.9％）。接下来的排序依次是：市场调查公司（31.9％）、金融部门（30.8％）、房地产公司（28.3％）、教育部门（23.6％）、医疗机构（23.2％）以及交通部门（12.6％）。

　　腾讯网友“疯狂眼镜蛇”留言说：“保险公司经常到一些幼儿园、小学抄学生名册，上面就有家长信息，过一段时间孩子家长就能收到一些关于保险的短信广告，或者有人上门推销保险。”

　　你认为最需要立法保护的个人信息有哪些？调查显示，83.2％的人首选“电话号码”，82.7％的人认为需要保护“身份证号”，79.9％的人选择了“家庭住址”，其他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公众依次排序为：收支情况（61.8％）、医疗记录（54.4％）、所在单位（52.7％）、婚姻状况（35.5％）、人际关系网络（34.4％）、教育背景（28.5％）以及宗教信仰（14.7％）。

　　新增条款反映了我国的刑法开始关注“个人利益”

　　“原来刑法中的第二百五十三条只针对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现在把适用主体的范围扩大了，体现了社会发展和公民需求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李涵，十分赞同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新增条款。

　　“我觉得这次新增加的法条是对‘人肉搜索’的一次重大打击，至少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南开大学传播学系的小刘说，以前有很多例“人肉搜索”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因为没有适用于“人肉搜索”的专门法条，当事人想打官司都找不到法律依据。“现在刑法开始涉及保护个人信息，‘人肉搜索’就不再是道德问题了，而是违法了”。

　　调查中，98.9％的公众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并且有62.3％的人觉得新增的条款“很好很及时，能有效遏制各种泄露公民信息的现象”。

　　江西省赣州市某乡镇机关的公务员小肖认为新的法条很有必要，不过她还觉得除了立法保护，“大家在透露自己的信息时应该有更多的保护意识”。

　　江苏省苏州市市民蒋钺则比较关心如何通过刑法新增的条款来维权，“比如我的个人信息泄露了，我应该怎么去追究呢？通常我们只知道信息被泄露了，谁泄露的，怎么泄露的，根本无从下手。”

　　“这说明我国在对待刑法的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认为，新增的条款反映了我国的刑法也开始关注“个人利益”，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注重“专政”和“保护国家利益”等职能。“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种由‘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转变的趋势”。

　　“不过从法理的角度，我认为（新增条款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刘仁文也担心，由于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基础，新增的条款有点像“空中楼阁”。首先如何认定违法是个难题，其次把这块儿的问题都依赖于刑法，很容易造成刑法执法工作的超负荷运转。

　　调查结果显示，60.6％的人觉得“应该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告诉公众具体如何维权”；42.5％的人认为“应该把各种民间机构或市场机构纳入其中”；20.9％的人表示新增条款的“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青年报 实习生 李晶星 记者 韩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