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刚刚走出“象牙塔”的我，被分配到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一个最偏远的人民法庭——古龙岗法庭工作。在那里，我呆了整整六个年头，期间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琐琐碎碎的民事纠纷案件，其中大部分的案件已在记忆中无从找起，唯有1999年初经历的一起简单的离婚案件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想起，依然在灵魂深处鞭策着我，催我奋进。

　　1999年的农历正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之中，我已早早地来到了法庭上班。按照庭长年前的安排，今天，有一当事人要来法庭领取判决书。因此，我打扫完卫生后，早早地来到了一楼的接待室，等待着当事人前来。我要等的是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一位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庄稼汉，1986年4月份经人介绍与本案的原告开始谈婚，并于当年9月14日登记结婚。由于原、被告婚前素不相识，且不久即草率成婚，加之婚后原告又发现被告生性木讷，不太机灵，因此，原、被告感情一直不好。婚后的第8年开始，原告长期外出打工，双方感情继续淡薄、恶化，进而发展到当原告偶尔回来，被告欲和原告过夫妻生活时，原告手抓被告命根予以拒绝。此后，在至起诉时止1年多的时间里，原告再次外出打工，一直未回被告家，被告无从知道、也从未问起过原告的具体去向。鉴于这是一起已死亡的婚姻，法庭在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均无力挽回的情况下，合议庭遂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为了避免原、被告发生正面冲突，庭长遂决定向原、被告各自发送判决书。

　　我一边像放电影一样想着这起离婚案件的相关案情，一边等着当事人，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未见当事人的踪影。我连伸了几个懒腰，一边看着街上逐渐熙攘起来的人群，感觉百无聊赖。10时30分左右，我远远地看到几个高低不等的身影径朝法庭走来。我赶忙起身，只三五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走到了我的跟前。来者正是我要等的离婚纠纷的被告，同来的还有被告的大哥、大嫂及弟媳，因为开庭时他们都来了旁听，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你们是怎么判的？离掉了没有？”一进门，他们就着急问了起来。“法庭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经过讨论，已经判决了离婚”，我答道，一边把判决书递给了被告。“天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判呢？你们把我儿子离掉了婚，今后谁来养我啊！”这时，一个声音大声质问道。此时，我才注意到同来的还有一位拄着竹棍的老大娘，听她讲话的口气，我知道他是被告的母亲，看起来有70多岁。“是啊，是啊！你们判了离婚，你们以后就要解决好老人的生活！”在场的老大娘的儿子儿媳也一齐叫嚷了起来。

　　见有人帮腔，老大娘索性把拄着的竹棍随手一扔，接着“扑通”一声躺倒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听到哭声，街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围了过来。初出茅庐的我哪见过这般场面，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得慢慢地做着劝说工作，并要求有什么话先把老人扶起来再说，街上有这么多人，这样哭闹下去并不好看，还是丢自己的脸。在我的再三劝导下，老大娘的儿子、儿媳终于和我一道把老大娘扶了起来。借这个机会，我马上向她们耐心解释起来：“俗话说‘宁建十座庙，不拆一个家’，判决离婚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解和好的工作，但原告就是不愿回心转意，本案也确实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这次不判决离婚，再过6个月原告还会再次起诉离婚，到头来拖累的还是你们自己！”在接着的问话中得知被告现有三个兄弟，且均已成年。于是，我又结合农村传统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接着做他们的说服工作。我告诉他们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儿媳对公婆的赡养义务也只依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围观的群众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慢慢地散开了，老人也慢慢停止了哭闹，而老人的亲属却还在叫叫嚷嚷，只不过声音小了许多。我马上转身泡了一壶热茶，并把每一杯热茶端到了他们手上，我笑着说：“你们说了这么久，一定口干了，你们还是先喝一杯热茶，有话等会慢慢再讲”。见我亲自给他们倒茶，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终于平静了下来，开始笑着跟我说话了，并慢慢地数落起女方的不是来，说女方对被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以及原告提出离婚是受挑唆之类。闻听此言，我知道被告方已经接受了判决离婚的事实。11时25分，被告终于很配合地签收了离婚判决书。11时40分左右，被告一行很平静地离开了法庭。过后不久，被告又很高兴地从我手中领走了原告一次性给付的小孩抚养费。

　　这起最简单不过的离婚案件虽然过去了近9年之久，但被告来法庭领取判决书的一幕却始终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只要我们真心面对当事人，讲清道理，多注意工作方法，当事人的工作就会好做许多；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工作中就没有“迈不过的坎”、“爬不过的坡”。

（作者单位：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