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文）。 资料图片

　　《天盛律令》是第一部用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

　　《天盛律令》全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名《西夏法典》，编纂于西夏仁宗天盛年间。20世纪初出土于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原件现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天盛律令》共20卷，包含1461条法规，总字数约为20万字，另有《名略》上、下二卷为总目。内容涵盖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军事法等多个领域，被学界誉为“西夏历史社会的百科全书”。原书为蝴蝶装，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一种，每页上下单栏，左右双框，中间设有版口。这种装帧形式在当时较为独特，对于书籍的保存和翻阅有一定的便利性。《天盛律令》是继《宋刑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西夏王朝犹如一颗璀璨而神秘的明珠，这个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西北地区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文明。然而，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西夏王朝的许多方面都被岁月的尘埃所掩盖，充满了神秘色彩。《天盛律令》作为西夏王朝重要的法律文献，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深入了解西夏法制建设的大门。这部法典不仅是西夏法律制度的集大成者，更是研究西夏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天盛律令》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探寻神秘西夏王朝的法制建设，揭示其独特的法律体系、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文化，从而为我们追寻中华优秀法治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天盛律令》对优秀法律文化的吸收

　　唐朝始终重视对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管理，通过羁縻府州制度加强对党项族的统治。其民族政策相对开明，平等对待各少数民族并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唐朝法律文化在各民族友好往来中传至党项族，《唐律疏议》等唐代律令为西夏建国后《天盛律令》的修编提供了借鉴。

　　西夏与两宋并立，有战有和，大多数时间交流也相对密切，《宋刑统》《天圣令》等宋代律令对《天盛律令》的编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党项族作为游牧民族想要建立并稳固政权，在治理措施、司法律令等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吸收中原王朝的智慧，在《天盛律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宋律令的影子：立法原则上，尚法崇儒、注重礼教，维护君主统治与等级制度，保留十恶、八议、官当等内容；司法原则上，沿袭同居相隐、鞫谳分司、审理回避等原则；立法内容上，涵盖刑事、行政管理、军事、民事等诸多方面，是一部综合性法典；立法结构上，律令体系与形式基本沿袭中华民族传统法典，诸法合体、重刑轻民、纲目分明、有卷有门；司法制度上，健全诉讼体系，沿袭悯囚制度等。方方面面皆受到了中原法律文化的影响。

　　《天盛律令》对本民族特色的尊重和保护

　　《天盛律令》在吸收唐宋律令的同时也加入了本民族的色彩，以便更好地契合西夏社会现实。首先，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崇尚武力且与北宋以及周边政权战争不断，军事法规的丰富是民族特色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其规定了军队的编制、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的制度，对于军人的权利、义务、奖惩等也有明确规定。军事法规在《天盛律令》中的比重远远大于唐宋律令。其次，党项族宗教信仰浓厚，律令中有众多关于佛教、道教的内容，确立了它们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规范管理。此外，由于党项族母系氏族传统，女性在西夏律令中有着远远高于唐宋律令的地位，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较弱，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受地理位置以及游牧民族传统的影响，畜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律令也十分重视对牲畜养殖、偷盗买卖、牧场管理等内容进行规范。

　　尽管《天盛律令》在罪名与刑罚方面有很多内容借鉴了唐宋律令，但立法者在量刑以及罚金刑等方面体现了西夏特色。中原王朝在制定罚金刑时通常以铜作为罚没财产，但西夏矿产资源不足、生产力较低以及游牧民族习俗，就将马作为罚没财产。西夏位于西北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物产匮乏，因此对财产极为重视，对盗窃、毁坏财物等行为的处罚远远重于唐宋律令。

　　《天盛律令》对行政法的偏重

　　《天盛律令》有关行政法的内容是对唐宋律令的突破。即使是誉为“高水平法典的代表”“中华法系集大成者”的《唐律疏议》也未对与行政法相关的内容进行过多的规定，与官制、行政程序等内容的规定多见于《唐六典》中，《唐律疏议》没有制定综合系统的行政法。宋代立法沿袭唐律，通过敕令对行政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规定，《宋刑统》中仅有对违反行政法处罚的零星规定。《天盛律令》将与行政法有关的规定尽数纳入法典之中，对政府机构的设置、官员配额、官员的选拔考课、官员管理制度、官员奖惩制度、官员职级、礼仪服制、行政文书制度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系统的规定。《天盛律令》对西夏的职官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其完整介绍了五等司职机构共115个部门，这在历代法典中是绝无仅有的，凸显出西夏统治者对于行政管理的重视，成为当下研究西夏行政制度的珍贵史料，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

　　《天盛律令》对法律编纂的创新

　　在编纂形式上，《唐律疏议》分为12篇，30卷，502条，因律文之后增添解释而得名；《宋刑统》效仿唐律，分为12篇，30卷，但卷下设门，共213门，与令、格、式、敕合编。《天盛律令》分为20卷，150门，1461条。相对于唐宋律令，其创新点之一体现为没有注疏与令、格、式、敕，完全采用了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实现了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条分缕析、简单明了、便于查找，实现了法典的系统性。《天盛律令》编纂的第二个创新点在于采用层次化的条目体系，每一条的第一行顶格书写，从第二行开始降格书写，若每一条又包含了好几小条，则在总条第二条降格书写的基础上，每一小条的第一行继续降格书写，第二行再降格书写。这与当下的法律书写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思维导图、树形整理十分相似，主次分明、纲目清楚。《天盛律令》在编纂形式上的创新体现了西夏立法者高超的法律编纂水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大突破。

　　《天盛律令》中蕴含的法治文明不仅是党项族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法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盛律令》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它体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法律领域的融合，是一幅各民族共同推动法治进步的历史画卷。这种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范例，是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实证，这也将极大地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