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王淑娟

　　“王法官，公司已将赔偿款付清，谢谢你的调解，今后我会带着女儿好好生活。”结案后的跟踪回访过程中，听老李妻子这么说，我的心也放了下来。

　　2023年2月14日，老李来到某装饰工程公司工作。上班第一天，老李在现场施工时突发疾病晕厥，经抢救无效死亡。老李妻子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调查核实后认定为视同工亡。但公司对该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社局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开庭审理后，我发现决定书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有瑕疵。释明建议后，人社局主动撤销了此份决定书，表示会重新调查认定。

　　原以为这场工伤资格认定纷争就此落下帷幕，可两个月后，我再次收到了公司诉人社局的案件。原来，经过新一轮的核实，人社局重新作出了认定工伤的决定，公司依旧不认可。

　　与此同时，老李妻子也找上门来：“老李已经去世大半年了，公司总是以打行政官司为由搁置赔偿事项，我想起诉公司。”

　　重新回顾案情，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跳出该案看，公司提起诉讼的目的，是希望确认李某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亡，进而在处理公司与李某家属间的赔偿问题时有据可循，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若任凭老李家属提起民事诉讼，一案未结，一案又生，无益于问题解决，最好的方案是两起纠纷同步化解，以最少的程序实质性解决争议。为此，我召集三方会面。

　　“老李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赔偿款没得商量。”

　　“上班第一天就发生悲剧，我们很痛心，但也觉得很冤枉。”

　　调解现场的气氛并不融洽。人社局的干部私下跟我反馈了前期协商中双方对于赔偿款的差距：“差了30多万元，要想调解，难啊！”

　　调解难，更需要法官发挥“润滑剂”的作用，将对立情绪化早化小。我客观地分析形势，希望引导双方权衡利弊。

　　“法官，你认为公司该不该赔？”公司负责人吴某说。

　　“于法，《工伤保险条例》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该赔；于情，公司赔偿是道义之举，其他员工也会感到安心。”面对公司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疑惑，我拿着法条，详细解释了构成工伤的情形与视同工亡的认定标准，从法与情的角度告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公司就是‘冤大头’，利益如何保障？”吴某再次发问。

　　“公司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绝大部分的赔偿款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已经帮助公司减轻了压力。如果还有顾虑，也可购买意外保险分散风险。”

　　此外，我还从安全用工、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建议，也鼓励李某家属积极协商，合理确定赔偿金额，尽早领取款项缓解压力，开启新生活。

　　双方态度均有所缓和。我趁热打铁，引导他们对赔偿金额再商量。经过4个多小时的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一致，公司撤回工伤资格认定诉讼申请，同意支付老李家属各项赔偿款总计130万余元。

　　“一案结，两案消，三方和。”经历此案，我深有感触——作为一名人民法官，需要用不同的视角看待案件：以当事人视角，站在纠纷内部看，能够设身处地了解当事人心理，掌握纠纷成因；以案外人视角，站在案件外部看，可以更加全面分析案件态势，便于选择最佳解纷模式。内外结合，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王淑娟/口述 周凌云 万谊 祝芸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