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大数据+法律”的法治模式已经在宏观治理、犯罪预防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似乎“大数据”是当代数字社会的专属，然而，在先秦时期，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开启了“大数据+法律”的法治模式，并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

　　商鞅变法时，秦人通过制定法律以实现富国强兵，此时秦法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特征。除法律之外，秦人也采用“大数据”管理方式进行有效治理。

　　《商君书》在倡导“为法令为禁室”的同时，也制定了“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的措施，即在用法律进行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全面对人口进行数据统计，这样才能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刘邦入咸阳，萧何首先注重收集秦时法律规定，“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律令是秦治理国家的规范基础，萧何后因之而制汉律。所谓“图书”，《史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即是秦政府所掌握各种大数据的集合。此后，刘邦集团在这些律令规章和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在秦末战争中游刃有余地攻城略地并迅速建立起统治秩序。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秦人已经同时使用大数据和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立法层面，以成文律令的形式规定大数据的收集、统计和上报；在管理层面，以大数据统计为依据对司法官员的绩效进行考核；在行政层面，以大数据收集、统计、上报的内容为依据完善法律与社会治理。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的面世，出土简牍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秦朝法律的面貌，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简牍中，可以清晰地了解秦朝如何通过立法利用大数据实施国家治理的。

　　通过农业立法实现“大数据”管理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农业进行管理的法律有《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仓律》等，这些法律涉及农作物播种、生长、收割、储藏等一系列行为。《田律》规定，“雨为澍”（即突然下雨）和“秀粟”（即谷物抽穗结实）时，应马上将这些情况与已开垦而未耕种田地的顷数书面报告。谷物生长后逢雨，也要马上将“雨少多”和田地“所利顷数”书面报告。如遇旱涝、蝗虫等灾害，也要报告受灾顷数。在八月底前，根据距离远近，“近县”由“轻足”（即走得快的人）将报告送达，“远县”由“邮”（即驿站）将报告传送。《田律》还规定，将粮仓中储存粮草所用“木、荐”即木头和草垫撤除时，应立即将“石数”报告“县廷”，“木、荐”不能移作他用。

　　《仓律》规定，“稻后禾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别粲、糯黏稻。别粲、糯之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到十月牒书数，上内史”。意思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粮食要分别予以统计，在每年十月形成文书，上报中央。数据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在次年年初集中上报。如此细密的规定反映出秦法对于大数据准确性的重视。《仓律》还规定，谷物、干草入仓时要记入“仓籍”。计量谷子、黍子时，要“以书言年”，即要记录其产年与各自的数目。《效律》规定，“县料而不备”（即发现物资不足数时）要“钦书”，即一律记明具体的数目。

　　此外，秦法也重视对人口、兵器等数据的统计。《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规定“都官岁是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即要求地方官府统计每年的器物损毁及需要补充的数量，并在年底将数据集中上报给中央。岳麓秦简（肆）347-352号简载，“上计最、志、群课、徒隶员簿，会十月望”，要求地方官府在每年年初将各官员、役使人员的考核数据汇总给中央。

　　“大数据”在司法行政中的作用

　　在司法层面，秦人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司法官员的绩效进行考核。比如，岳麓秦简（柒）180、181号简有“郡岁以计时□□狱计，独写其狱不当律令谳者，计籍”“廷岁以郡狱计最人数，率谳及奏移廷者人数，课移多者为殿，取殿人……”的记载，意为郡每年在“上计”时要将“狱计”一并上交，而且要将那些不应该向上级“谳”的案件单独书写，廷尉每年要以郡上报的“狱计”数据为依据，算出“谳”和“奏”的比例，评比出优劣，以此作为基层司法官员的考核依据。

　　里耶秦简（贰）9-1141号简则记有“狱史华断狱廿九……筭”。“筭”是总计账簿、文书等数目的记录，岳麓秦简（肆）346号简载，“县官上计执法，执法上计最皇帝所，皆用筭橐□，告巂已，复还筭橐，令报□县官”。这枚“筭”记录了一段时间内狱史华断狱的数量，其性质应当属于计、课类文书，这类文书的主要功能就是以数据的形式将官员的绩效量化，便于考核。

　　秦奉行法家思想，号称“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秦法对于各类数据收集、统计、上报的规定见于律令条文，但这些规定能否发挥实效，还有赖于官员的执行（也即是否“依法行政”）。

　　里耶秦简显示，秦的县级机关要以年、月为周期，将当地政府所掌握的各类数据进行集中上报，这与秦法的规定相符合。比如，里耶秦简（壹）8-653+9-1370号简有“元年八月庚午朔朔日，迁陵守丞固敢言之，守府书曰：上真见兵，会九月朔日守府。今上应书者一牒，敢言之”的记载，此简的大意是，洞庭郡命令，迁陵县将实际拥有的兵器数量按照规定的时间上报，迁陵县执行了洞庭郡的命令，并将大数据以“牒书”的形式上报给洞庭郡。里耶秦简（壹）8-458号简正是“牒书”的内容：“迁陵库真见兵甲三百卌九。甲廿一。鞮瞀卅九。胄廿八。弩二百五十一……”这枚简将迁陵武库中的兵器数量统计得清清楚楚，充分说明了秦代有关数据统计的法律得到了有效执行。

　　秦人“大数据+法律”治理的影响

　　秦人对大数据和法律的重视，对后世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汉朝统治者对秦法的严苛性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毕竟“汉承秦制”，“大数据+法律”的治理模式依然被汉代所继承。汉初制定的《二年律令》中即有“官各以二尺牒疏书一岁马、牛它物用槀数、余见刍槀数上内史，恒会八月望”的规定。可见，汉朝统治者仍然将数据的收集、统计和上报视为掌握地方信息、实现中央对地方控制和高效治理的有效方法。

　　自秦汉以来，便进入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的时代。之后的两千多年来，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波折，但始终保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不动摇。这固然有大统一观念的深入影响，而有效的治理方式亦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不仅是指秦之法律，亦包含其他的治理方式，它的郡县制、文书行政、大数据管理等均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