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处制度是古代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调处制度延续几千年来的“无讼”法律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蕴意。所谓“调处”，指的是在第三人的居中斡旋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等达成和解，不再提起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古代调处主要分为官府调处和民间调处（包括乡里调处、宗族调处等）。从先秦到明清，古代调处制度在处理社会纠纷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我国的调处息讼价值观萌发于五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舜调处“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等部落内部纠纷的传说。调处制度约形成于西周，《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文王调处诸侯之间争端的故事。《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官府中就设有“调人”一职，“调人”是从事调处的中间人，主要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秦朝由乡级政权办事人员中的“三老”（即农老、工老、商老），掌管道德教化，调处民间纠纷，评断曲直。

　　汉代调处息讼制度逐渐完善，县以下的乡、亭、里设夫，乡“啬夫”承担“职听讼”和“收赋税”两项职责，其中“职听讼”包含调处民间纠纷的职责。

　　自秦汉以降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办案原则。民事纠纷诉至官府后，官吏多主张调处息讼，甚至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通过民间调处机制解决。

　　隋唐时期的乡正、里正和村正，负责调处民事纠纷，处理不了的纠纷则上送县衙。不过，即便是在县衙，官吏首先选择的纠纷处理方式也是调处。

　　两宋时期是调处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调处制度被引入司法程序，劝解息讼成为地方官吏的法定职责。对于民间诉讼，司法官吏一般先调处息讼，《宋史·陆九渊传》载：“民有诉者，无早暮皆得造于庭……即为酌情决之，而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者，始置之法。”即有民众告诉时，司法官多劝解调处结案，只有教化不行、调处未果时，才置之于法。《名公书判清明集》亦记载：“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因此，调处又称为“和对”。

　　（二）

　　元代法律正式确立了民事调处制度，形成了“调处”和“息讼”的系统法律。元代还为调处取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告拦”。《元典章·刑部·诉讼》中规定，通过审判官调处达成和解而再次起诉的案件，不允许有司再行受理。这就使调处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既判力和法律约束力。此外，还赋予宗族、乡党等民间纠纷调处权，宗族调处和乡约调处成为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元代在基层乡里设社，社长负责对邻里间的婚姻、家财、田宅、债负等民事纠纷及过失造成的轻微伤害纠纷进行调处，调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明清时期，调处制度更加完备。明代以儒家的“无讼”观念为社会管理的指导理念，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明太祖钦颁的《教民榜文》中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即不经调处而起诉者，按“越诉”处理。只有经调处不能化解矛盾的，才能向官府起诉。正如松江知府赵豫所言：“和易近民，凡有词讼，属老人之公正者剖断。有忿争不已者，则已为之和解。”《大明律集解附例》明确规定：“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明代在乡、里设立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的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在申明亭调处。明代后期，各地推行“乡约”制度，一些乡规民约也对调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

　　清承明制，在清代法律中，调处总是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康熙《圣谕十六条》中规定“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这是清代调处制度应坚持的重要原则。清代调处主要有州县调处和民间调处两种方式。清代还将州县调处率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在州县官的主持下，民事纠纷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清代地方官员对民事案件的调处可谓不遗余力，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调处适用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民间调处，主要包括宗族调处和乡邻调处，族内纠纷先由族长或乡邻调处，不得轻易告官。县、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制，十户立一牌，设牌头；十牌立一甲，设甲头；十甲立一保，设保正。牌头、甲头、保正的职权包括治安、户籍、课税及调处民间纠纷。

　　（三）

　　古代的调处制度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在思想源流上存在“情理”性。法律与道德伦理是相辅相成的，法与情并非泾渭分明。古代调处制度的依据，不仅包括国家律令，还包括家法族规、礼俗、情理、习惯等。我国古代崇尚儒家文化，其立法思想亦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和睦无争、宽容谦让，调处无讼、“以德去刑”是为国家治理的上策。

　　二是在适用范围上具有限定性。主要适用于民事纠纷（如户婚、田土、房产等）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十恶”“强盗”和杀人等重大的刑事案件不适用调处。

　　三是在运用方式上具有灵活性。古代的调处是灵活多样的，不拘泥于形式，可以选择官府调处或民间调处，给了当事人选择权；不受制于地点，既可以在当事人的家中，也可以在官府专门设立的场所进行调处，以便利当事人，如明初就设有申明亭等用于调处的场所。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应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既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更能有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