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阅读了《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一书，本书的第一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汪世荣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读书需要有更宽阔的视野，只有准确把握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边区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探索和实践的意义，我深受启发。为了全面、深入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我延伸阅读了《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阅读了许多关于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存贷款政策、边币和法币的史料，对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依托的社会背景有了更清晰、直观的认识。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的发展轨迹

　　（一）建立独立自主货币发行体系的急迫性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货币金融问题，他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当时边区物质极其匮乏，面对战争封锁，货币金融资源日益枯竭，财源开辟艰难。如果陕甘宁边区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无法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可靠的财政税收，边区的生产和贸易就会受到限制，就会受制于人，边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无从谈起，也很难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因此在当时发展边区经济需要辅以独立自主的银行、货币和金融。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二）解决货币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

　　“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货币流通规律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作为流通界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必要量规律，要求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供应量相适应”，通过平衡货币发行量与实际物质产量之间的关系来稳定币值，很现实也很管用，这意味着当时发行的每一分钱都有其价值，这看似朴素的道理却使边币和法币的力量一步步发生了逆转。

　　当时货币发行面临诸多问题，例如，货币信用如何保障，纸币如何防伪，如何开展贷款业务等等。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缺乏资金和物资，边区几乎全是封闭落后的山区，土壤贫瘠，自然灾害频发，旱、冻、风、冰雹经常发生，因此生产受限，物价攀升。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全面总结边区财政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他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包括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等，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三）“窑洞银行”的大文章

　　陕甘宁边区银行有“窑洞银行”的美称，在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的带领下，秉持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的理念，边区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放款力度以支持群众购置耕牛、农具等为重点，帮助农民解决了诸多实际困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随之好转。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边区银行的职能定位，探索形成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和体系，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可见，强大的物资储备是边区货币得以不断发展的坚实后盾。

　　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保障边区生产活动的重要意义

　　从诉讼程序层面来说，陕甘宁边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粮食生产低效，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平衡，虽然陕甘宁边区法庭免收诉讼费、起诉形式不限，但来回的路费、住宿费、误工费损耗依然可观，若案件久拖不决，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承继了先前的灵活、便利原则，同时创新审理模式，深入乡村的纠纷主体之间，采用座谈式方法，就地收集证据，了解民情，开展审判，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最大程度地保证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层面来说，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形地貌特殊，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各类民间纠纷大量涌现，虽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这些纠纷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则会导致更大的矛盾产生，进而小事也变为大事，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也会发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冲击。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照顾边区的良善风俗，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分析问题，回应当事人在纠纷事件中的关切和诉求，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促成法律与民间善良风俗间的有机统一，使得矛盾得到实质性解决。马锡五审判方式充分发扬民主，激励群众全过程参与案件审理，使整个司法过程公开透明，让当事人可以真正放下芥蒂，止诉息争，不耽误正常的生产生活，无形中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边区货币的发展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陕甘宁边区时期人民司法制度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司法的创造性贡献，其蕴含的法治价值仍然历久弥新，对新时代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