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第一部》是一部充满传统文化元素的大型神话史诗电影。影片改编自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以殷商为时代背景，以少年姬发的觉醒和成长为故事主线，勾勒出殷周易代、王朝更迭的恢弘画卷。该片不仅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家国情怀使人共鸣，其中所蕴含的殷商法律文化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影片开篇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纣王登基大典的宏伟场景，祭司们吟唱着《诗经》中的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广场上众人挥舞着一只巨大的像花灯一样的“玄鸟”，进行着“玄鸟生商”的表演。这是为何呢？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说起。

　　一是商人迷信鬼神，信奉“天命”。原始先民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毒蛇猛兽等动物，尤其是灾异现象无法理解。经过苦苦探索，仍然不得其解，致使内心惶恐不安。于是，他们认为有超人的力量在主宰着世界，那就是上天与鬼神。因此，商人遇到灾祸会认为是“天命”所致，解决之道便是向鬼神寻求安慰、祈求保佑。电影中有一个桥段，殷郊面对正在搭建的祭天台，说为避免父亲殷寿自焚献祭，只能寻求神仙帮助了。

　　二是为表明商政权来源于“天命”，商朝统治者编织了“玄鸟生商”的神话。《史记》载：“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传说玄鸟是上天派来的神鸟，简狄吞玄鸟之卵而怀孕生契，契建商。因此，是上天选择了契、选择了商，商人的始祖是受“天命”而获得政权的。“有殷受天命”（《尚书》），阐释了商政权的合理性。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传说，奠定了殷商神权法思想的底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从整个影片来看，商王朝所从事的活动，不外乎举行祭祀和带兵打仗。片中比干出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祭祀占卜，当天碎龟甲后，便要求殷寿效法成汤先祖筑台祭天，影片也以此为线索展开。另外，电影开场就是殷寿带领质子团攻打冀州城，结尾是太师闻仲出场，经十年苦战，远征北海，始得凯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国家大事，乃祭祀与战争，这是殷商礼刑结合法律体系的投射。

　　一方面礼来源于祭祀。“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礼起源于人们用饮食供奉鬼神的祭祀活动。原本祭祀鬼神的器具叫礼，后来所有的祭祀活动都称之为礼。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形成了授权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这构成了“礼”的雏形。进入到国家社会后，统治者用它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礼”就被赋予了别贵贱、序尊卑和分亲疏的涵义，具有了宗族法与国家法的双重性质。影片中新王登基，要求诸侯拜贺时，姬昌有言：“王位虽易主，臣节不可废。”这体现了君臣之礼；殷寿逼伯侯之子弑父，败坏天地人伦，这违背了父子之礼；姜皇后劝诫殷寿：“在家，我为正妻，夫有罪责，不敢不言。”这体现的是夫妻之礼。

　　另一方面刑始于兵。“夫战，刑也”（《国语》），刑罚诞生于氏族、部落战争之中。所谓“大刑用甲兵”（《国语》），即军事讨伐产生死刑，因为早期氏族社会没有多余食物供养抓来的战俘，只能把他们杀掉。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条件将战俘留下来劳作，为防止他们逃跑，会将其耳朵、鼻子或脚砍掉，于是产生了肉刑。五刑是三代的主要刑罚，分别为墨、劓、膑、宫和大辟。除五刑之外还有族刑，商朝的族刑名曰劓殄，即将罪犯的家人全部杀绝。影片中苏全孝有句台词：“诸侯敢有谋反者，先杀其质子，然后族灭之。”因冀州侯苏护有罪，其子苏全孝、其女苏妲己都要被处以死刑。

　　礼与刑，构成殷商法律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

　　“天命神权，神明裁判”

　　殷商时期一切军国大事都由占卜决定。影片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如电影中姬昌两次蓍草问卦，比干在登基大典时烧龟占卜，敬问天神。比干依卜辞所示，对殷商王族作有罪认定，还因此要求殷寿献祭，这是商朝神明裁判制度的体现。

　　原始先民相信神明能洞察世间善恶黑白，并主持公正，这是神明裁判的思想基础。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对一些难以解决的纠纷矛盾，会假借神灵来处理。比如獬豸断案，《说文解字》载：“古者决讼，令触不直。”在大众的观念中，鬼神是不可欺的，獬豸能辨明是非曲直，会用角触有罪之人，其判决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后世有些朝代为表司法公正，会在官员服饰上设计神兽的标识。神明裁判是原始先民进行司法活动的雏形，是我们祖先寻求司法正义的尝试。

　　神权法思想反映到司法审判中，就是通过占卜的方式，实行神明裁判。既然王权的获得是受于“天命”，那么王作为天的代言人，自然要依循天意来管理国家、施行刑罚。

　　商朝统治者崇拜天神，无事不卜、无时不卜，在审理案件时，也以占卜请求神意，并以甲骨卜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兹人井（刑）不（否）”（《佚》850）的甲骨卜辞，就是在询问上天是否对该当事人用刑，经由负责占卜的贞人假托神意对卜辞作出解释，再由司法官依据解释来决定是否定罪及如何量刑。如此，商王为最高司法长官，负责占卜的贞人也实际参与了司法审判。

　　总而言之，神权法思想在商朝达到了顶峰。“玄鸟生商”的神话传说，为殷商始祖涂上了天命神权的色彩；奉“天命”讨伐夏国，为商汤灭夏取得政权作合理性解释。政权建立后，商朝统治者用来源于祭祀鬼神的礼约束臣民行为、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处罚犯罪者，礼刑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国家安全法制体系。神权法思想为商王朝的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和社会有序运行提供了思想保障。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法制研究”（项目编号：23SKJ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