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的司法审判，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一大热点。但是，过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边区高等法院，即位于延安的边区最高审判机关的审判，对于高等法院设在陇东、绥德等地分庭的司法审判较少涉及。近年来，我们在搜集整理革命根据地红色司法案例的过程中，发现不少边区基层司法处、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审理的案件，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恢复边区司法审判的完整历史图景。现以1946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的一份土地纠纷判决为例，对分庭、司法处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和司法特色进行分析。

　　绥德县司法处的初审

　　这是一起户族内宅基地占用纠纷，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绥德县的四十铺区。初审判决书记载的事实是：起诉人王某荣，被诉人王某明、王某仁和王某科。王某荣窑孔南侧的大路边，有王某明分得的一间羊圈房，靠近该羊圈房的南端有两间旧房，原先分给同户族的王某科，因这两间旧房过于残破，王某科将其拆掉，但一直未再新建。因该地属于王姓户内地产，按照当地“活约地”（即契约的地主有优先使用权，如果他不用，户族内其他人可以使用）的习俗，若地主不修房窑，户族内的其他人就可以修建。

　　1929年，户族内的王某仁在该地基上修建了两间房子，王某科发现后，凭“分单”要求拥有这两间房子的产权。靠近这两间房子的南侧还有一块粪场地，王某仁要在该地内动工修房。王某荣阻止称，他在“去年”腊月已划好地线，由自己窑码南处起，至粪场止，将该处的大路、羊圈房及王某仁的两间房子均划为己有，计划将来在该地基内修窑，但被王某明等人阻止，不让修建。最终产生纠纷，起诉到绥德县司法处。

　　1946年6月，绥德县司法处经审理认为，王姓的户内地产系“活约地”，地主无力建房的地基，别人要在其上修建房屋时，地主不能阻挡。现在，由王某荣窑码起至粪场所划之地上的旧房，虽已塌破但其梁柱尚存，故王某荣不能占修，仍应各归各有。至于王某仁过去在王某科分到的地基上修房两间，按照“旧礼”，王某科过去无力修造，这就使他的地权丧失，不能再行收回，因王某荣无地基可修，准予他在该地基内修房两间，今后仍应依照“旧礼”原则执行，若自己有能力修建时一定要完成，绝不能有故意霸产划线占地等现象。

　　根据上述理由，绥德县司法处最终判决：王某荣所划之地线无效；王某明所分来已管产多年的旧羊圈房，仍属王某明所有和修建；王某仁于1929年修筑成的两间房，仍归王某仁；王某科所分到的地基视为无效，准予王某荣在王某科的地基内修房两间。判决发布后，王某仁当庭表示服判，但他的父亲王某某不服，于是就以王某荣为被上诉人，向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提起上诉。

　　高等法院分庭的判决

　　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于1946年7月接到上诉后，很快进行了调查。法庭查明：王某某与王某荣是叔侄关系，所争地基是王姓户内“舍窠地”（即用以修筑房舍之地），根据约定，谁有人力、财力，谁就可以在余地内修筑房屋，户内任何人不得阻止。

　　1929年，王某某、王某仁父子在该地基内修建了两间房子，本案争议为当事人双方谁有权在王某某修筑的房子旁边再修建房子。王某某称，自己曾在1937年2月、1945年分别找人看过三次地，准备在此修筑房子，因其他原因没有修成；去年（即1945年）准备了石头、木料，准备今年（即1946年）修筑，正月钉楔子时，被王某荣挡住。王某荣则答辩称：他早就想在这块地基修窑，但财力不足一时修不起，因而在那里放粪多年。去年（即1945年）腊月他找人将地基看了，并划下界限，钉下楔子。王某某今年（即1946年）也在那里钉楔子，他阻止王某某，于是发生了争执，后经区乡调解未能解决，才去司法处起诉，司法处判决由他修，王某某的儿子王某仁是诉讼当事人，当时同意判决结果，现在又反悔，不合情理。

　　法庭认为，双方所争地基，王某某虽然在以前看过几次，但并未开工修建。不能因看过几次，就将公用地基占下，影响他人修筑。同时，“去年腊月”王某荣已将地基划线钉了楔子，而王某某“今年正月”才去钉楔子，理属不合。再者，王某某称他看过几次地基，却在“今年正月”见王某荣钉楔子时才去钉楔子，显然，王某某所说与事实有出入，他意图占用地基。此外，法庭指出，王某某之子王某仁在绥德县司法处作判决时，当庭同意判决，反而其父王某某又来上诉，于情于理不合。

　　基于对事实的调查，对双方的询问以及上述理由，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最终维持了原判，驳回了王某某的上诉。

　　边区中、基层司法的特色

　　陕北地少人多，尤其是绥德、米脂等县，无论是耕种地，还是宅基地，都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据当时对子洲县双湖峪乡的调查，当地农业大多为原始的小生产，生产规模小，土地分散，“不但表现在每一农户使用耕地的数量之少，大规模农场之少，而且表现在每一个农户使用的土地又是分散在各处的小片段”。该乡农户220户，45户没有耕地，67户的耕地在10垧以下，占有耕地户的38.3%。因此，类似本案中相邻两家土地不足，都想占用地基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对此案的处理，较好地结合了法律与民间习俗，体现了边区中、基层司法审判的诸多特色。

　　司法裁判注重查明事实。马锡五曾经批评旧时代的司法审判是“坐堂问案式”，法官一般不会主动调查。陕甘宁边区发展形成的人民司法，是一种群众路线式的司法方式，遇到事实不清，或者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案件，法官会主动依职权调查，在查明真相的前提下作出裁断。在王某荣等人争地案中，当事人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法官就王某仁、王某某等人的土地登记问题，专门发函询问了四十铺七乡指导员，指导员证明其“未有登记”，随函还附有地界图，这成为作出最终裁判的重要依据。查明事实是作出公正裁判的重要前提，这也与当下对基层法院的审级定位有内在的一致性。

　　裁判说理充分考虑民俗习惯。土地、房窑都是百姓最重要的财产，围绕着土地、房窑的交易，民间形成了诸多的民俗习惯，这些民俗习惯维系着百姓的房地财产秩序。初审判决引用了乡村“旧礼”，即作为户内产的“活约地”，地主无力建房之地基别人要修时，地主不能阻挡。此外，划线钉下楔子也是修建房窑的重要习惯，王某荣“去年腊月”就划了线，而王某某是“今年正月”才准备划线，显然王某某意在争地，这也成为裁判的重要理据。当然，依照革命法律的观点，民俗习惯又有善恶之分，边区司法裁判遵循的是善良习俗。从司法层级来看，基层司法更倾向于认可民间习俗，而分庭等较高层级司法机关，更注重党的政策与革命法令，对民俗习惯予以严格甄别，分不同情况予以对待。

　　裁判结果遵循公益原则。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模范区，致力于建设民主、法治的新社会，同时，此前的抗战特殊时期，又要求集中民力、物力服务抗战。因此，在民法上，强调私益服从公益的原则，即发生矛盾时，“优先考虑国家的、公共的利益”。该土地纠纷的裁判，发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法官固然考虑了民俗习惯和家族、邻里的和睦，但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公益的原则，即“地尽其用”，既然王某某无力建房，就不应占用具有公共属性的宅基地，而应该交给同样有权利使用的王某荣，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土地的使用效益，解决民众的居住问题。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