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兴，民营经济发达，流动人口众多，矛盾纠纷多发，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但走进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群众接踵而至、熙熙攘攘在窗口办事的场景。

　　“现在群众办事都不用跑到这里来啦，手机上搜一下浙江解纷码，在哪里都可以提交解纷需求，坐等职能部门联系即可。”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综合受理科科长秦丰伟看出了记者的疑惑。

　　乘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浙江人民各种生活体验不断“花样翻新”。至于解纷新体验，不妨就从这个“浙江解纷码”开始谈起。

　　纠纷“码”上就能解

　　先看一组数据：

　　截至今年6月30日，浙江解纷码已融合综治、司法行政、信访、人力社保等多部门资源、业务、数据，注册用户数397.79万，调解机构数1.13万，调解员注册数5.17万。访问量1549.2万人次，智能咨询数量92.5万人次，调解案件申请总数309.2万件。

　　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为何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时针拨回到2019年。

　　2019年1月，浙江省委将“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探索推进“最多跑一地”改革，明确提出在县级推广建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各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与司法局、住建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涉及信访接待的众多部门同时入驻该中心。

　　“这儿就是老百姓‘找个说法’的地方，处理纠纷再也不用跑好几个部门，来这儿就够了。”秦丰伟说，长兴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也就是现在的社会治理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然而，法院的收案量并没有因为矛调中心的成立出现明显拐点。

　　由于对矛调中心认识不深，有的村（居）民对其不够信任，仍认为“找法院”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或最好途径。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同样都是要跑一趟，不如直接找法院，从根上解决问题，省得推来推去、等来等去。”

　　2020年3月，长兴县人民法院，一个想法萌生：

　　“以浙江ODR为基础，开发个二维码，当事人用手机扫码，就能给矛调中心提解纷需求！”受健康码启发，有人提议给纠纷也建个码。

　　记者了解到，浙江ODR全称是浙江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是中央综治委赋予浙江省的创新项目试点，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出并代管，主要用于对进入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进行筛选，将部分调解成功可能性大的纠纷过滤至非诉讼方式化解。

　　“这个想法不错。浙江ODR只有网页版，通常需要电脑登录，应用场景还仅限于法院。开发成二维码方便多了。”

　　“对啊！矛调中心作为端口统一受理纠纷、智能分流，一案一编码，一码管到底，老百姓也就不用担心被‘踢皮球’‘打太极’了。”

　　一个想法引起一场头脑风暴。“长兴解纷码”工作专班当即成立。

　　无独有偶，100多公里之外，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跟长兴法院想到了一块。

　　滨江区法院将浙江ODR平台升级改造为“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并根据现有调解组织功能及法院近三年收结案情况，将调解案由细化为25类，设置对应关键词，为平台智能分案确定规则。

　　通过自动抓取关键词，滨江区法院受理的诉前调解案件通过矛调中心，直接导入“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平台根据分案规则，将案件智能分配到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调解组织。

　　在基层智慧的启迪下，站在“浙江ODR”的肩膀上，一枚二维码的力量开始逐渐显现：

　　长兴解纷码试点运行两个月间，受理552件纠纷，其中调解成功398件，除去终止及申请人撤回的，最终只有13件纠纷进入诉讼。

　　滨江区“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半个月内，对调解服务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新入驻调解组织80个，纠纷化解质效大大提升。

　　在浙江高院立案庭副庭长汤潇潇看来，基层法院能有这样的探索并不意外：“因为浙江ODR的建设理念、功能集成、解纷资源整合和解纷路径等，都与矛调中心十分契合。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矛调中心的大背景下，浙江ODR理应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据介绍，县级矛调中心在全省推广后，由于缺少统一的协同应用系统，部分入驻部门常常陷入回归“单打独斗”的境地。

　　“矛调中心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各部门必须形成工作合力”，浙江高院党组认为，将浙江ODR迭代升级为线上矛调中心，或许是一种解题思路。

　　2021年1月，一份《关于迭代升级浙江ODR打造线上矛调中心并请求移交省委政法委管理、推广和使用的建议方案》送到了浙江省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的办公桌上。

　　《方案》写道：“建议在长兴、滨江‘解纷码’的基础上，对浙江ODR进行迭代升级，将其打造为线上矛调中心（又称浙江ODR解纷码），并在保持浙江ODR建设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整体移交给贵室管理、推广和使用，从‘法院代管’回归为‘党委主管’。”

　　几乎同一时刻，浙江省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能不能让老百姓一次都不用跑？”

　　为着同一个目标，两栋楼里的人，想法不谋而合。

　　为切实解决地方重复开发的问题，浙江省委政法委牵头主管，浙江高院立项代建，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大数据局的大力支持下，用时3个多月时间，将浙江ODR全面迭代升级为浙江解纷码。

　　2021年7月8日，浙江解纷码正式对外发布。

　　在保留浙江ODR的主体功能架构及完整且成熟的矛盾纠纷化解资源体系基础上，浙江解纷码根据线上矛调中心系统化、协调化、一体化、智能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在受理、流转、处置、监督、研判等环节中新增业务功能，打造全省矛盾纠纷一网受理、一网归集、一网分流、一网反馈、实时跟踪的矛盾纠纷化解综合中心，充分发挥线上矛调中心整合、集聚、协同的实际作用。

　　“目前，全省的矛盾纠纷都统一进入浙江解纷码分流，当事人可全流程实时追溯纠纷调解的进度和结果。就像打通了矛盾纠纷化解的‘任督二脉’，群众有烦心事，只需扫一扫，登记上传，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平台，顺畅、直观、省心，一步成讼的案子自然就少了。”浙江高院立案庭庭长王胜东说。

　　“破圈”后的数据会说话

　　来自基层法院的一枚二维码，何以推动省委政法委将浙江ODR升级为“浙江解纷码”？

　　究其原因，就是这项法治数字化改革探索直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痛点难点，以群众的感受确立改革标准，以群众的获得感评判改革成效。

　　但一码只是解纷，浙江并不满足。

　　矛盾纠纷及风险就像一座冰山，已发的是裸露在海平面上的部分，各部门受理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何预警和防范“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风险隐患”，已成为浙江正在思考的新问题。

　　利用数据摸清“家底”，是基层有效治理的重点。

　　打破一个个信息孤岛，浙江解纷码牵起的是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数据、资源的流通。作为矛盾纠纷统一受理入口，浙江解纷码实现了全省矛盾纠纷排查见底。

　　浙江高院大数据处副处长李金铭用电脑向记者展示了浙江解纷码平台数据驾驶舱。点进驾驶舱，全省的纠纷总数、先行调解率、诉前调解成功率、法院调撤率、万人成讼率等数据尽收眼底。

　　“这些数据都是和当地相关部门互通共享的，你看这里，各部门可以随时查看各镇街纠纷数量与走势。”李金铭说。

　　“我们会组建专班对数据进行清洗，形成一个可以公开的智能检索报告，发送到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帮助他们防范化解相关的诉讼风险。”浙江高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孟遥说。

　　只是这些，显然不够。立足浙江解纷码的矛盾纠纷数据库，更多的探索在之江大地展开——

　　浙江省委政法委牵头，由杭州市及上城区承接，共同打造浙里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应用。该应用直接对接浙江解纷码，协同法院、司法、信访等21个部门，整合15类行业专业调解委员会资源，贯通省、市、县、乡、村、网格6级，跨体制联动政、企、社、群4侧，有效破解矛盾风险感知不灵、协同联动不足等痛点难点堵点；

　　诸暨市人民法院开发“数智枫桥”诉源治理协同应用，依托浙江解纷码矛盾纠纷数据库，对高频纠纷进行分类分析、对产生纠纷的原因进行深度拆解，对不同纠纷情况提供精准建议。目前，该应用已形成预测预警规则13条，产生并向资规局、住建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及相关镇街发送预警信息300余条；

　　永康市人民法院开发“诉源智治·龙山经验”综合应用，打通浙江解纷码等全省11个解纷平台数据，动态监测、分析辖区内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和重大敏感性的问题，并向相关单位推送预警信息，提升基层干部对短板、高频、重大问题的感知能力。目前，该应用已生成预警信息1124条，有效预防化解纠纷700余起。

　　智能捕捉风险，及时发布预警，“防未然，治未病”走得更实了。

　　“原先司法局、公安、法院等各家单位都有一本账，但全市矛盾纠纷底数究竟有多少，大家都说不清。解纷码实现了从‘多本账’到如今全市‘一本账’。底数清了，风险防范也就水到渠成，基层治理能力自然也就跟着提升。”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叶向阳说。

　　浙江解纷码里“破圈”后的数据开始“说话”，极大助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的全链条推进、全系统治理。

　　答好“衍生案件治理”这道题

　　一案结，多案生。近十年案件数据显示，全国法院诉内“衍生案件”数量居高不下，长期高位运行。

　　从减少诉讼案件增量的角度出发，诉源治理除了要做好诉前功课，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外，诉内也应加强诉讼案件治理，充分发挥一审全面彻底化解纠纷、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功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合理的案件衍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衍生案件治理是诉源治理的深化和拓展。利用数字化改革，浙江法院在衍生案件治理方面也做了一些积极尝试。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秦善奎介绍：“一个破产案件引发的衍生诉讼数量可能是巨大的。多数衍生诉讼涉及到房地产领域以及制造业，清算数量多、周期长，标的额过亿的也屡见不鲜，涉群体性纠纷的概率非常高，这也是部分破产案件长期未结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近年来破产衍生诉讼诉前调解成功率来看，诉前调解制度在破产衍生诉讼案件中基本处于失灵状态。指望案件产生后再调解，希望微乎其微，审理阶段就要防止衍生案件产生。

　　在浙江高院的统一部署下，绍兴中院牵头研发了“企业破产‘一件事’”应用，打造多跨协同数字化破产案件办理模式。

　　“简单讲，就是破产案件整体情况一屏掌握，实现破产案件从申请到办结的全过程闭环。”秦善奎边讲边打开了应用系统的“驾驶舱”。屏幕中，风险预警、破产接管、资产变价、涉税办理、程序终结、履职监管六大子场景一目了然。

　　“过去，一个破产案子可能涉及几十个部门单位。我们在办理破产手续时，往往需要安排5人左右，到市场监督局、不动产登记部门、相应的开户银行等十多个部门尽调。”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朱华军说。

　　传统的线下协同方式效率不高，还可能遗漏相关风险信息。“企业破产‘一件事’”系统与浙政钉系统互通，梳理了27个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47类协同职责清单，变层层请求协助为一揽子推进协同，通过府院联动、多跨协同、一网通办的数字化办案体系，一揽子解决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问题。

　　破产程序启动前，归集企业案件、融资、监管风险信息，通过算法模型对预警企业现状、前景等整体状况生成风险防范精准“画像”，对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及时制定止损策略，保护市场主体。

　　破产程序启动后，以公共数据平台为依托，集成企业财产状况、股权变更、企业年报等31项基础数据，绘制企业生产经营和资产“社会画像”，形成“资不抵债”数据，“一键反馈”至法院和破产管理人，为其管控企业风险提供参考依据。

　　该应用还首创“重大案件判前社会效果评估机制”，邀请专家、学者、社会代表和债权人代表对破产强制批准事项和潜在信访隐患提出建议，并线上征求反对债权人意见，将外部意见引入裁判形成过程，最终作出契合各方利益的裁判，化解潜在的风险和纠纷。

　　该应用上线后，绍兴法院破产案件结案时间同比缩短55天，上虞、新昌等多家法院在全省率先实现三年以上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清零，有力化解了相当一部分社会风险。

　　“企业破产‘一件事’应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了企业破产全流程，提前预警风险信息，将风险处置前端化，多渠道保障破产流程顺利推进，破解了企业破产的痛点和难点，最大化保障了破产企业职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减少了衍生诉讼的产生，推动了诉源治理。”浙江高院副院长徐亚农如是评价。

　　2021年2月18日，浙江在全国率先部署关系全局、影响深远、制胜未来的重大集成改革——数字化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高院党组决定，全面推进“全域数字法院”改革。

　　如今，数字化改革的红利已惠及各方——

　　既没到现场，也没打官司，身处杭州市钱塘区、桐庐县两地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浙江解纷码”平台的调解中握手言和，一起标的额近5万元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很快得以化解；

　　永康市政府通过“诉源智治·龙山经验”综合应用，精准预测到涉村集体纠纷多发，推动农村集体工程建设项目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避免了619个行政村所涉纠纷成讼，一审涉村集体案件同比下降62.66%；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通过“企业破产‘一件事’”应用，第一时间掌握中厦破产案中大量涉诉纠纷和11个在建工程停工风险信息，通过引入投资人的清算转重整方案，最终实现无一起工程烂尾，无一起欠薪纠纷，无一起群体信访。

　　对于数字化改革，人们曾这样评价：“解决了一批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干成了一些过去不敢想或者认为干不成的事。”

　　处处都有改革劲，人人都是改革家。以全域数字法院建设为契机，浙江法院正打破组织边界，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共同实现数字化协同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行走浙江，能看到中国之治向高攀升的坚定身影。

　　数字化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迭代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浙江已下好先手棋。未来，这片土地上，或将会有更多突破性、标志性的成就，用今天的浙江实践为明天的中国之治提供更多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