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明代弘治年间，贪腐多见。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乡试时，考官就廉设题，于是便有了被考官称许为“极有断制”的反腐倡廉文献。该文献作者韩邦奇，从倡廉、举廉、察廉、贪腐成因、防腐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今天读来，感觉仍具启发意义。

　　倡  廉

　　古人重廉，视廉为教化之一：“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伊川易传》卷二）人之有欲，不可否认。合理之欲，得到满足，无可厚非。但欲意膨胀，肆欲而为，以至欲壑难填，必致社会不安，因此，以廉节欲，倡导廉政文化，便成为社会治理的应有内容。“盖廉虽一人之行，而非一人之事也。”廉是个人行为，但因个人是社会中人，因此，个人廉洁对社会影响不可避免，特别是官员及位高权重之人，廉与不廉，可以看作是有无执政素养的标识，因为它反映了为己还是为民，即私与公的取舍。官廉，则廉风浩荡，正气飞扬；官贪，则贪风肆虐，邪气四起。

　　举  廉

　　廉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因其具体，故可感可触；因其可感可触，故可学可效。春秋时期的鲁国宰相公仪休，“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反映的是不与民争利；东汉名将祭遵，克己奉公，家无私财，以至其“久在军旅，夫人裳不加缘”；北宋名臣包拯，任职端州，开渠利民，秩满，“不持一砚归”。从相到将，从将到臣，官职有高下，职责有大小，但廉无高下，亦无大小，体现的皆是廉洁为民。事虽为细事，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官品自见。只要心存廉念，廉无处不在，可学可行。大事见廉，同样，小事也可见廉。

　　察  廉

　　廉是人为，为可真可假。不廉而廉，源自内心，是真廉；为私而廉，外廉内私，多为假廉。后者善于“表演”，表里不一。公，说与众人；私，让给自己。人前冠冕，人后交易；台上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廉洁，实则贪图，如西汉时的公孙弘，曲学阿世，以至有“弘为布被，实为钓名饰诈之具”的非议，因此，论廉察廉，不当“但观其迹”，而应“深探其心”，如舜，受“尧之天下、周公之富”，人不以为贪，是因“心无所为而为之”。

　　贪腐成因

　　廉洁与贪腐相对。廉洁宜倡，贪腐宜禁，这些常识共识，人人皆晓，为何历史上贪腐还会绵绵不绝？凡事必有因果。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贪腐的土壤，土壤越厚，贪腐越盛。廉洁不提，贪腐就会萌芽壮大；廉洁楷模不彰，小贪大贪就会抛头露面。治理者常抓树廉风刹贪风之事，人知所向，风俗自然淳厚。“某有令焉，金帛为家，而有贤能之奖；某有守焉，贿赂为市，而有超逾之迁。”若守令奖赏升迁系于“金帛为家”“贿赂为市”，那么，官场乌烟浊气，上下征利成风，“劣币淘汰良币”，而求官场廉风，无异寻不腐于静水，因此，良好的尚能奖贤风气与杜绝官场上下征利的升迁生态，确是贪腐不会盛行的关键之因。

　　防  腐

　　贪腐会腐蚀政权根基，因此，防腐的篱笆要扎牢扎实。在韩邦奇看来，有两点：首先是振风宪。所谓风宪，“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是也”。巡按御史，监察官员；按察司，省一级的司法机构，也是中央监察机关派驻地方的分支机构，因此，提振风宪，即是打造清正廉明的纪检与执法队伍。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其因有“以小制大、以卑临尊”的权力特性，故其操持廉洁，奉公行事，敢于向歪风邪气亮剑，则“贜污守令”，自然会戒饬贪腐恶习；若背公行私，公权私用，与“贜污守令”沆瀣一气，甘做内鬼，则贪腐不但不止，反而会有燎原之势。其次是正朝廷。“朝廷者，天下之所视效。本源之地则在我皇上正心以正左右，正左右以正朝廷而已。”“上者，下之表。”上廉，下易效廉。同样，上腐，下易效腐，因此，倡导自上而下的廉洁奉公，营造上廉下效，而不是下廉上效的官场生态，则防腐的制度才会有其实而无其虚，也即“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

　　如果说倡廉揭示的是廉洁关乎风俗兴衰，举廉强调的是廉行可学可效，察廉重在辨识廉行的真假，贪腐成因剖析了上下征利带来的不良后果，那么，防腐意在制度层面上筑牢廉洁的堤坝。“廉虽一人之行，而非一人之事”，因为其有正面的示范作用；同样，“腐虽一人之行，亦非一人之事”，因为其有负面的影响功效。激活察廉但观其心、防腐重在风宪的廉政文化，摒弃官场上下征利的恶习，倡导自上而下的清正廉明，对于当下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吕梁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