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女士随团出游时，在火车上不慎滑倒骨折，遂将旅行社、保险公司、铁路公司诉至法院。刘女士认为，铁路公司没有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应承担此次的主要法律责任，旅行社及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22万余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铁路公司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

　　原告刘女士诉称，其参加由被告旅行社组织的火车双卧跟团游，事发前一晚，在旅行社组织下乘火车前往旅行地。次日清晨，其在车厢连接处打水时不慎踩到了积水摔倒，后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回到卧铺。列车长简单了解情况后，要求旅行社导游将其送至医院，因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其只能选择回京治疗并向保险公司报案。抵京后，其自行联系救护车前往医院住院治疗。

　　经司法鉴定，刘女士已构成十级伤残。刘女士称自己本应享受此次旅游的快乐和身心的放松，却遭受意外事故并落下终身残疾，至今仍饱受身体的痛苦和经济的压力。刘女士认为，铁路公司没有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应承担此次的主要法律责任；另外旅行社为其向保险公司购买了意外伤害险，亦主张旅行社、保险公司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铁路公司辩称，乘务人员进行过安全提示，且在刘女士摔倒后，乘务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及时救助，并将其送回车厢卧铺。刘女士的受伤为意外，应由保险公司进行承保赔付。旅行社亦应尽安全保障义务。刘女士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应对自己所穿的拖鞋以及地面环境有注意义务。故不同意刘女士的诉请。

　　被告旅行社辩称，旅行团出行时，员工对旅客进行了安全提示。刘女士摔倒之后，旅行社的员工在火车停靠时，已联系保险公司，在外地医院检查时进行了陪护，并负责联系回京事宜，且告知刘女士如何申请理赔。旅行社为刘女士投保了旅游意外险，公司已履行了应尽义务。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其公司承保的是旅游意外险，并非责任保险，与刘女士在本案中的主张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同意对方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女士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跟团游活动，旅行社为其投保了由保险公司承保的旅行意外险。刘女士摔倒地点为车厢连接处的水房，存在地面有水的可能性。铁路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或设置有必要的防滑设施，应对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刘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对于穿着拖鞋在车厢内公共地面行走容易滑倒，应是有所预见的，尤其是水房处地面与普通公共地面的安全性存在差异，故刘女士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对于刘女士要求旅行社及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现刘女士以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故法院在该案中仅处理刘女士与铁路公司之间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对于其他法律关系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法院确定铁路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刘女士应自行负担10%的责任。

　　对于具体数额，其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及伤残赔偿金，法院按照刘女士提交的相关票据以及鉴定报告予以核算。对于误工费，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女士系退休人员，每月享受退休金待遇，其虽称在外从事劳务工作，但其出具的收入证明不符合证据要件，无法证明其误工事实及数额，故海淀法院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不予支持。刘女士所受伤情已构成伤残，确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故对于刘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予以综合判定。

　　最终，法院判决铁路公司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宣判后，铁路公司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现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释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双方对于摔倒原因存在争议，铁路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同时，刘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对于其穿戴以及行为容易发生危险，应有所预见，故其对自己的损害后果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在同一诉讼中一并主张。本案中，刘女士与铁路公司之间系侵权法律关系，与旅行社之间系旅游合同关系，与保险公司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现刘女士以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故法院在本案中仅处理刘女士与铁路公司之间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对于其他法律关系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