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柟，明代大名府浚县人，主要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是当时有名的文士，也被某些人认为是《金瓶梅》的作者。嘉靖十九年（1540年），卢柟被牵扯进了一桩人命案件，入狱十余年，几次差点丧命。此案还被冯梦龙演绎成话本小说《卢太学诗酒傲公侯》，收入《醒世恒言》中，广为流传。

　　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月，卢柟的雇工王隆因手生疮无法干活，只得向卢柟推荐张杲顶替自己。六月，卢柟发现张杲偷盗麦子，便声言要交官处理。张杲害怕，遂逃至他人的麦场寄宿。不料晚上骤降大雨，导致麦场房屋倒塌。次日，张杲的尸体被发现于废墟中。尚不知情的卢柟赴县衙状告张杲偷盗之事，而张杲之母魏氏也状告卢柟殴打张杲致死。

　　此案争议关键之处在以下两点：

　　首先是张杲的死因。他到底是被殴打致死，还是被墙倒压死？如果系压死，则与卢柟无关。

　　其次是张杲与卢柟的人身关系。按照注重身份的中国古代法律，双方身份之差异将直接导致裁判的不同。假设张杲是被卢柟殴打致死，按照《大明律》“斗殴及故杀人”条，“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则卢柟该处极刑。但此案中，张杲是给卢柟干活的人，倘若将其认定为雇工，则依《大明律》“奴婢殴家长”条，“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则卢柟该判徒刑。

　　浚县知县蒋宗鲁升堂审理时，魏氏指责卢柟殴打张杲致死，卢柟却声称是魏氏与奸夫为报复张杲对二人的强烈反对而毒打他，并借暴雨之势推倒房屋将他压死。

　　此前，蒋宗鲁闻卢柟大名，欲结交之。但相约把酒言欢之日，蒋宗鲁迟到，狂放不羁的卢柟怒而撤掉酒席。待蒋宗鲁到来，其已大醉而卧，致蒋宗鲁衔恨。审案时，蒋宗鲁遂偏信魏氏之言，依“斗殴及故杀人”律条将卢柟定为死罪。

　　此案转详至巡按樊公处，樊公发现疑窦，即会同蒋宗鲁等官员重审此案。

　　或许因依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无法确定张杲死因，故重审时众官并未对此进行重点讨论，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两造的人身关系。按照蒋宗鲁的逻辑，张杲为王隆所雇，是王隆的雇工，不能认定是卢柟的雇工，故而卢柟殴死张杲，当按殴凡人致死罪论应定死刑。

　　樊公却认为尽管张杲是王隆推荐给卢柟的，但决定是否雇佣张杲的是卢柟，故张杲应为卢柟本人所雇，遂将案件定性为卢柟殴雇工致死，判徒刑。

　　但樊公不久离任，在新任巡按殷御史主导下，卢柟又被判为死罪。

　　卢柟再行申诉，新任巡按提出将其减死处理，但并没落实。

　　因为案情可疑，又因蒋宗鲁随后升任给事中，且一路高升至副都御史，所以尽管卢柟到处诉冤，终无法翻案。

　　直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胆略过人、精于剖断的陆光祖出任浚县知县，方才果断将卢柟开释出狱。

　　卢柟之案前后12年，除了上述人事变动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当时社会仇富舆论的影响。原来，卢柟家境优越，在当地属富豪之列，其监生的名头就是用钱捐来的。案发之后，其富豪的身份就成了申冤的不利因素。明中期以降，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享乐之风、言利意识也日渐高涨，官场腐败加剧。富豪夤缘官员、倚法为奸的诸多现象日益引起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愤慨。所以，蒋宗鲁判卢柟死罪后，就大力制造卢柟“为富不仁”的社会舆论以左右司法审判的走向，阻挠案件的平反。蒋宗鲁等人在书写卷宗的时候，加入了“恃豪放恣”“暴横于一时”“鲸鲵凶噬之恶”之类的言辞来定义卢柟的日常行为，着意打造卢柟为富不仁、恃财凌弱的劣绅人设，制造此案是劣绅欺辱弱小良民的社会舆论。

　　蒋宗鲁还鼓动舆论掣肘甚至打击同情卢柟的官员。这一点，在前述小说《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写。小说写道：“汪知县（蒋宗鲁在小说中被化名为汪知县）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指卢柟），京中多道他有风力，到得了个美名，行取入京，升为给事之职……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怜其冤枉，开招释罪。汪给事知道，授意与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说他得了贿赂，卖放重囚，罢官回去。”

　　当时一些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勾结，因此官员为富人开脱很自然地会引起民众的合理怀疑和联想。仇富，其实是对官商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的不满。因此，汪知县与其同党就利用了仇富心理，引导舆论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

　　小说最后，陆光祖开释卢柟，申呈巡按，后者很是吃惊，得知人已释放，明白陆光祖勇担责任的决心，方才同意。据陆光祖同僚曾同亨所述，当时巡按提醒陆光祖道：“卢柟可是个富翁啊！”陆光祖说：“我只知道卢柟有没有罪，不知道他家里是贫还是富。”由此可见，陆光祖对舆论的消极影响早已有了估计，其坚持正当裁判，当是冒了很大风险。

　　卢柟最终得到平反，与社会舆论的变化也密切相关。卢柟身陷囹圄却不断以书信寄送中央和地方官员鸣冤叫屈。知道自己遭受污蔑，已然是恃财放恣、为富不仁的形象，故而在书信中，除了极力描述自己在狱中的悲苦之状外，还强调自己是“犬豕之质”，只有“中民之产”，且因“积狱数年，悉贸费无余”，以极力改变自己富豪的人设，洗刷劣绅的污名。卢柟陈述自己入狱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两子一女又相继夭亡的惨状，“家贫新祸又无财”，感慨“无辜之狱非止于疑而已也，何独不被圣王赦宥钦恤之仁，罹此网罗绳钳之厉哉！”借此倾诉以博取舆论同情。

　　与此同时，卢柟交好的名士谢榛也在积极寻求营救途径，奔走于公卿之间，极力为他申诉，使卢柟日益得到朝野的关注与同情，为其冤屈的最终洗刷做了舆论准备，后又直接推动其好友滑县知县张佳胤与陆光祖合力平反此案。

　　诚信经营、和气生财等属于正常致富途径，可是，在当时“重农抑商”大气候下，“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成了社会看待富人的常见心理。卢柟虽然家境殷实，却并无“不仁”证据，可是“为富”却给他增加了不利的砝码。卢柟一案是明代“为富不仁”社会舆论影响司法的典型案例。其实“为富”和“不仁”并无必然对应关系，“为富不仁”只是在特定不良社会土壤里滋生的社会现象。类似的案件中，这种消极扭曲的社会舆论，既易导致冤屈难申，也常常消解司法公信力，妨碍公平正义实现，无论古今，均应避免。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