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不断赓续发展，形成了中华儿女最独特的民族基因，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崛起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养分。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何处？其背后体现的世界观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武斌老师所著的《中华文明养成记》一书作出了专业的回答。

　　《中华文明养成记》围绕农业文明、国家组织制度、文化形态、知识群体、学术思想等主体，通过对中华文明产生、嬗变和发展的过程再认识，来探讨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量，探讨深藏于文明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法则，力求呈现出一幅中华文明养成的历史长图，为当下的我们提供文化自信的宝贵钥匙。中华文明缘何生生不息？读完本书，我认为不妨试着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中华文明是一种多源生发而归于大一统的文明类型。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史前文明比作“满天星斗”，他指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通常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就黄河流域而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两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并非同源。事实上，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也都是独立进行的。就连同属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明和良渚文明，一个以黑陶为特色，一个玉器高度发达，实难认为同根。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可以说，曾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分布了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们位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关系，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散若满天星斗的文化，为何又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呢？这不得不论及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秦始皇灭六国，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对文化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秦汉时期，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稳固局面，大一统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阐发。所谓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其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中华文明具有多源性，但“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和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理论的定型及历经几千年的潜移默化，“和而不同”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鲜明个性特征。

　　此外，从地理决定论的视角，我们也不难找到答案。我国幅员辽阔，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为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则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耕作内容相对简单；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华南，是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耕作相对复杂。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应运而生不同特点的早期文化。然而，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地理特点来看，中华文明整体处于一个相对良好的广阔发展空间，又与东亚之外的其他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地理区隔。因此中华文明在保持与其他文明适度沟通来往的同时，更专注于自身文明的融合与发展，进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

　　其次，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契合农业文明世界观的文明类型。论及中华文明，儒家思想是绕不开的命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呈现出一种和谐稳定的特点。而儒家文化则集中表达了一个农业文明的世界观。武斌老师认为，儒学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它以哲学运思的方式，把中国传统农民的世界观理论化体系化，建立起中国人“看”世界的思想观念体系。比如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这种自然主义精神倡导顺应自然、服从自然，并且用自然现象论证社会秩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表达的正是在农耕经济形态下生活的人民对宇宙的基本感受。

　　知天命而顺应天命，这固然是农业文明的精神表达。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气节同样也体现了农业文明的世界观。这可以从中国的上古神话中找到答案。所谓神话，是远古的祖先想要传给后人的某种信息，真假反而是其次，传递的精神内核方是关键。盘古开天可谓历经险阻，用了1.8万年方才成功。女娲在火海中炼五色石以补天，精卫鸟日复一日衔小石子，终将大海填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上古神话具备一种沉重庄严的气氛，体现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气氛和精神构成了中国上古神话的基本内涵，表现了原始初民的性格和气质。

　　而且不论是盘古、女娲、黄帝，还是尧舜禹等人物，几乎都是美德的化身，他们救苦救难，律己甚严，绝无道德上的污点。反观古希腊精神，则体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场。古希腊神话充满了解放灵肉天性的浪漫色彩，甚至丝毫不关注道德，比如宙斯和她的情人之一农业女神德墨忒耳是同父同母的姐弟，而大地女神盖亚的丈夫是她的长子。而在浪漫主义的背后，则是对无法逃遁的宿命的不断追问，其内核是一种悲剧精神。比如俄狄浦斯因预言而生，一生努力不过为摆脱命运的束缚，但最终只能无奈刺瞎双眼，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话气场，说到底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上古神话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的世界观，而古希腊神话则与海洋文明共生。农业文明讲究稳定和谐，重视自律内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上古神话尊崇“德”，对伦理行为高度关注，对“善”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美”的重视和对“真”的追求，这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面貌，也与农业文明的世界观高度契合。

　　最后，中华文明是一种在冲击中保有融合发展力量的文明类型。通说认为，历史上中华文明受到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大的冲击发生在魏晋后的十六国时期，也就是著名的“五胡乱华”；第二次是13世纪蒙古人对金、宋的征服和元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这些冲击确实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在异族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其他文明类型一样被冲垮，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通过自身的修复能力和重整能力，在冲击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同时期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则被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的底层，只能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

　　对此，钱穆先生在比较罗马和秦汉文明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不惧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作者认为，正是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凝聚力，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为一种吸收和融合的能力。而这种文化基因深刻地镌刻进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性格涵养。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就曾指出，因地理环境的不同，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之间在历史上长期角逐，但从长时间以不分畛域的眼光来看，则可以发现，几经和战，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得以混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精神层面。比如华北在经过几百年的契丹与女真人的统治之后，其人民多带有混合性格，较南宋人民更坚强。在多元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在异族野蛮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在淬炼中愈显坚韧，不得不说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吸纳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持有这份文化自信的我们，对文明的继承和依赖，对文明的参与与续造，进一步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量，是文明时代传承、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这大概也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吧。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