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探案剧《大宋提刑官》是许多观众心目中难以取代的影视经典，高达9.3的豆瓣评分可以证明。正因如此，剧中的各种硬伤软伤实在令人感觉有点扎心。如将“司臬”的“臬”读作“gāo”，将“令嫒”写作“令媛”，县官夸耀本县治绩而自称“贵县”，剧中人物对话过程中多处提及潘金莲和西门庆，主人公宋慈因办案有功被宋皇封为刑部左侍郎，以及剧中灵牌的书写，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意了呢？

　　当然，以上这些纰漏似乎都可归为无伤大体的技术性瑕疵（尽管它会损害到一部分观众的观剧快感），与之相比，剧中一处重要的情节安排明显属于对传统文化的重大误解。

　　《大宋提刑官》从宋慈进士及第演起。剧中，一身才干、满腔抱负的青年宋慈先是金榜题名，然后回乡完婚，好事接踵而来。不料，大婚之日，宋慈的父亲宋老推官因自咎于误断人命而服毒自尽（这一情节很是离奇，世间有几个父亲会选择在儿子大婚之日自杀），喜事瞬间成丧事。父亲的去世对宋慈打击巨大，不仅是因为失去至亲，更因为父亲留下遗命，要宋慈终身不得涉足刑狱之事。此种基于亲伦关系的从业禁止之令在中国古代似乎不乏其例，我们也可以想见其对当事人的巨大拘束力及带给当事人的精神困扰。

　　父亲刚刚去世没几天，宋慈就接到岳父薛大人的来信，原来，身为三品京官的岳父为宋慈在京城谋得了大理寺丞的差事，这对于刚刚进士及第的宋慈来说无疑是一桩美差（历史上的宋慈入仕之初被授予的官职仅是小小的县尉，比大理寺丞可差远了）。然而，宋慈还没有走出丧父的悲痛，更主要的是不想违背其父不得为刑狱官的遗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岳父的一番美意，甚至打算烧毁官凭。

　　对此，宋慈的母亲和妻子都表示十分不解。宋慈的解释是：“孩儿要为爹在家守孝三年，就是皇帝的圣旨，也不能让我离开家。”这显然是托词，真实的原因还是父亲的遗命。宋母教训宋慈：“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让一个孝字捆住了双脚啊！儿尽孝道，无可厚非，仕为社稷，更是天经地义。”在“深明大义”的母亲的开导下，宋慈终于认识到了父亲遗命的真实用意所在，遂毅然赴梅城查案，最终因破案有功被朝廷破格任命为大理寺正六品主事，并被派往外地充任提点刑狱，从而成就其“大宋提刑官”的伟业。

　　以上剧情在今人的眼中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似乎合情合理，可若置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就显得凿枘不合了。最大的破绽在于，对于宋慈来说，父亲去世不久就出来做官，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答案是绝无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简而言之，因为不合于当时的礼法。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丁忧之制。

　　基于“孝治”的理念，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形成了一套针对官员尊亲去世的休假制度，即丁忧制度。丁忧一开始是自愿的，一来二去就变成强制性的休假，而且有明确的期限，如父亲或母亲去世，官员都要休假服丧三年（准确地说是27个月）。这三年里，官员要身着丧服，居家茹素，杜绝不必要的社会交往和一切娱乐活动，当然更不能从事公务。如果期限未满就迫不及待地除去丧服、出来做官，构成“释服求仕”和“冒哀求仕”之罪，如《宋刑统·职制律》规定：“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即妄增年状，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按照律条后面的解释，“释服求仕”发生于父母去世后二十五个月的“正丧”内，法定刑责为徒三年，“冒哀求仕”发生于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的“禫制未除”期间，对应的刑罚是徒一年。二者有程度轻重之别，但本质上并无不同。法律作如此规定，其政策考量或许真如宋人所言：“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于是乎，丁忧制度本身就成为一块“试金石”，轻而易举地就将忠与奸、清与浊、贤与愚划分开来。

　　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几个官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服丧期内就出来做官？当然，世间官迷心窍者所在多有，他们为了逃避丁忧挖空心思，使出各种办法，匿丧者有之，营求夺情和起复（夺情和起复性质类似，均可视作丁忧制度的特例或变通，被夺情或起复者实际上无须丁忧或被免除部分义务）者亦有之。北宋庆历年间，新及第的进士南宫观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逃避服丧。太常博士茹孝标在丁忧期间，潜入京师，在权贵之间四处活动，希望能够获得起复的待遇。二人后来均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总之，“释服求仕”既为法律所明确禁止，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是以，但凡是讲规矩、有操守的官员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按照刘克庄《宋经略墓志铭》的记载，宋慈“丁丑，南宫奏赋第三，中乙科。调鄞尉，未上，丁外艰。”（《全宋文》卷7635）可知，中第后的宋慈刚被授予鄞县县尉一职，还未来得及上任就赶上父亲去世，于是老老实实地回乡守孝去了，多年后才出来继续任职。

　　电视剧中，宋慈对母、妻的解释倒是颇合乎丁忧之制的精神，然而观众都知道宋慈并非言出由衷，实际上他后来也没有遵守丁忧的规定。这样的剧情安排不仅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况，而且完全无视礼法文化的巨大影响。同样奇怪的是，深谙朝廷律法、官场规则的薛大人在女婿服丧期间，竟然毫不避忌地催促其出仕并积极地为之牵线搭桥，宋母和宋妻对宋慈的态度以及宋母貌似头头是道地说教，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有违当时的常理的。

　　坦率地讲，作为观众，笔者对《大宋提刑官》还是心存敬意的，惟其如此，才会吹毛求疵，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进而言之，以上所指出的纰漏，若纯从娱乐的角度来看，似乎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电视剧除了要娱乐大众，还应当承载文化传承的功能。易言之，电视剧（历史剧也好，现代剧也好）不仅连接着过去，而且事关未来。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