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德国。42岁的普朗克首次提出“量子论”，曾经坚不可摧的牛顿力学大厦，被一束来自微观世界的光探出罅隙。

　　100多年后，中国。“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站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新起点，我国量子科技捷报频传，已成为国际量子科研版图上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背后，是一群心怀“国之大者”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用青春砥砺报国之志、勇攀科技高峰，成为我国量子研究领域的“天团”。

　　“搞科研，失败是家常便饭”

　　“教科书上看到的成功只是偶发事件，失败才是常态。”39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荣星说，如何面对失败，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他笑道。

　　22岁前，荣星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找不到“失败”二字。2001年，18岁的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后又被保送本校硕博连读。

　　2005年，读研一的荣星选择科学仪器作为研究方向，开始了和量子的无限“纠缠”。他满怀憧憬地跨入这条赛道，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荣星在实验室工作。（受访者供图）

　　“仪器功能受限、方案被反复推翻、实验结果不及预期……”荣星说，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因为缺少实验仪器和实验样品，连做实验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十年一瞬，荣星熬过了一个个不眠夜和一次次失败。经过努力，他和同事们利用自主研制的磁共振装备，实现了目前国际最高精度的自旋操控。“科学研究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永远没有尽头。”荣星说，作为青年科学家，要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书写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

　　“让科技成果服务更多人”

　　2009年，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青年科学家孙方稳做了一个可能改变一生的选择。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出站后，他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回到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郭老师希望我回来。”孙方稳说。他口中的“郭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

　　选择，从1997年开始。

　　那一年，孙方稳高考。“除了物理发挥正常，数学和化学的成绩都不理想。”他说。即使这样，他仍以高分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选择专业时，他不假思索地选了“发挥正常”的物理专业。

　　4年本科求索，6年研究生生涯，博士毕业那年，他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郭老师的支持和对科研的热爱，让他真正投身量子传感领域，不断学习、研究、深造。

　　回国那年，他许了个愿：再过10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0年后，愿望终成。

孙方稳（左二）在检查仪器。（受访者供图）

　　孙方稳参与研究的量子传感技术在近几年基本实现了自主可控，并且已经看到成果转化的可能性。

　　“研究成果不能‘躺在纸上’，要让它服务于人。”孙方稳说，从理论突破到转化成技术应用，有的可能要数十年。

　　“但有朝一日，可以看到研究成果走进你我生活，我觉得值。”孙方稳说。

　　“我这一生，只想做成这一件事”

　　2021年10月26日，朱晓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我国成功构建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求解“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的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以上，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达到“量子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朱晓波，就是“祖冲之二号”项目的具体负责人。

　　关山难越从头越。2008年，已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教授的朱晓波放弃教职，前往日本深造。那一年，他32岁。

　　5年后，他婉拒导师的挽留，回到物理研究所。

朱晓波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回国3年后，朱晓波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研制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

　　接下来几年，数十名科研人员陆续加入。他们用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为我国量子计算领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这条关乎人类未来的赛道上，中国不能落后，我们不敢停下来。”朱晓波说。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可以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朱晓波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有限的人生里，做着值得奋斗终生的事情。“我的一生，只想做成这一件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