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关注未成年人问题。1984年，上海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的先河。30多年来，上海法院不断在少年审判中深耕，探索构建涉未成年人特殊岗位从业禁止查询库，创新运用涉未成年人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第三人对未成年人财产进行监管等制度，持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这些都离不开上海法院始终在少年审判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的底层支撑。

　　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认为对于未成年人而言，除了“教育、感化、挽救”，“预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事先预防优于事后惩罚，既要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神圣，又要让他们体会到司法的温情和关怀。目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上海法院通过建设心理咨询室等途径探索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值得肯定。我也希望法院的少年审判工作能更加重视疏导未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与学校、家长共同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我还注意到，民法典已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护为补充，以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但是公职监护目前在实践中尚缺乏落地的制度保障，希望法院能跨前一步，找准公职监护难落地的症结所在，为“对症下药”提供切实依据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