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后，在案件监督管理上，院庭长面临着三问：能不能管？管什么?如何管？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就给出了“四类案件”的答案，试图弥补了法官扁平化管理后的监管短板。

　　司法实践中，由于“四类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四类案件”的监管存在较大障碍，且碍于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少数院庭长出现了“不愿管”“不会管”，甚至是“坐视不管”的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管，压实院庭长案件监督管理职责，最高院于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四类案件”的案件类别，健全了“四类案件”的识别机制、启动机制、监管机制以及问责机制，让院庭长履行监管职责有了“操作手册”。

　　《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改革的核心要求。为此，司法改革将裁判权下放至员额法官，让员额法官在权力和义务上对等，裁判责任自然回归。然而，放权不等于放任。裁判权下放后，员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滥用审判权力的风险加大，员额法官被围猎的风险随之升高。因此，有必要强化审判监督管理。《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四类案件”范围、监管程序，正是对裁判权下放的一种有力回应，有利于“审理者更公平裁判，裁判者更认真负责”。

　　《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正审理。员额制制度的设计逻辑，在于优中选优，选拔法院队伍中的先进，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司法改革之后，院庭长大部分需要从员额法官中选用，对院庭长的业务素质要求更高，院庭长的整体业务素养较高。由专业水准更高的院庭长对员额法官开展专业监督，是以专业化、职业化为导向的司法队伍建设的应有之举。同时，院庭长大部分是长期从事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的干警，社会经验和审判执行工作经验丰富，大局意识一般较强。由院庭长来监督管理案件，更能够让司法裁判体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更能统一裁判尺度，彰显公平正义。

　　“四类案件”是法院审判执行案件中的重中之重，办好“四类案件”是检验司法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指导意见》的出台，是在院庭长放权和监管之间寻求最佳契合点，是在法官独立办案和被制约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只有严格落实《指导意见》，推动审判权运行与院庭长监管相融相成，让审判权在独立中规范，在制约中运行，才能推动司法改革渐行渐远，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实践深刻融入到法治中国的血脉中，成为飘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闪亮旗帜！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