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剑，出生时在新疆部队戍边的父亲为他取单名“剑”，有点“斩除邪恶、匡扶正义”的侠士精神的味道。

　　1999年，余剑自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来到上海一中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一干就是22年。

　　“法官在案中磨”

　　刑事法官手中的笔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一定要慎之又慎，判下去就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对自己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做好梳理总结分析，专业才会日渐精进。”彼时，余剑刚做法官，老庭长向他传授“秘诀”。

　　自此，余剑开始记录他的办案手记，从庭前阅卷后的疑问、庭审中需要重点查明的问题，到开庭环节发现的疑点、需要补充调查的内容，再到审理报告、结案后的感悟和经验教训。

　　一年下来，这个A4大小红色文件夹里的办案手记，一摞堆叠起来有3厘米高，每张纸上都写满了字。

　　办案手记中记录了他2008年主审的一起故意杀人案。

　　在庭前阅卷这部分笔记的一侧，余剑画了一个反复描过的大大的问号，旁边写着“该作案工具是否可以解释被害人所有伤口情况”。

　　原来，被告人交代是用实心的木柄铁锤作案，但作案工具始终没找到。查看卷宗中死者伤口的照片时，余剑注意到，死者手臂的一处伤口有两条平行的带状出血，中间夹了一条苍白出血，行话叫“竹打中空”，凭经验看应当是空心工具打击导致，被告人交代的作案工具显然不能解释这种伤口。

　　“这处伤口和被告人交代的作案工具有些不符，是被告人作案所致吗？”

　　庭审中，带着疑问，余剑针对作案工具细节对被告人进行了详细发问。庭后，余剑专门再次走访本案尸检的法医，详细了解被害人伤口形成情况。几番查证后被告人最终确认，是一根带弯头的自来水铁管，该工具也得到了曾帮他切割铁管的小工证言的印证，并且能合理解释被害人身上的所有伤势。

　　至此，余剑心中的问号才得以消除，案件才得以正常下判。

　　事实上，常碰到案件判不下去了的情况，这时余剑的手记本上往往又会多一个显著的问号。

　　余剑说，作为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否则正义得不到彰显。但又不能草率下判，必须对事实证据负责。翻卷宗、去现场、问法医、找法理、查案例……直到问号得到合理解释和排除，万无一失才能下判。

　　这本封面“磨”得发亮、厚厚的手记本，记录了那些问号消失的过程，更见证了余剑在办案中磨砺的过程。

　　“人在事上磨，法官在案中磨。刑事法官手中的笔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定要慎之又慎，判下去就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喜欢办疑难复杂案件”

　　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现在面对难案能够镇定应对，离不开多年办疑难案件积累下的经验。

　　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本科期间，余剑发现自己对刑法的热爱，也觉察到，自己严谨、逻辑性强的性格特点与刑法很搭，后来便直接攻读本校刑法硕士。2012年，他又获得复旦大学国际刑事司法博士学位。

　　“我热爱刑事审判，喜欢办疑难复杂案件，把那些‘硬骨头’案解决掉，会很有成就感。”谈及疑难案件，余剑有些兴奋。

　　2014年，余剑主审全国首例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件涉及大量庞杂的电子证据，又是涉外案件，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越是舆论关注，越要司法公开，”余剑向院领导主动请缨，“庭审全程微博直播，我们全程公开审理。”院领导同意了他的提议。

　　“500多份调查报告，我们逐字审阅，为的就是查清案件事实。”

　　庭审最后，两名外籍被告人当庭表示后悔并致歉。

　　这起案件通过微博直播，舆论反响热烈，被评为当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刑事案件”，评委一致认为，这起案件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中国司法形象展示，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和余剑讨论交流过程中，我总能感受到他对个案公正裁判的执着追求，这是非常宝贵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绍谦教授说。

　　2018年6月，上海发生一起针对小学生等弱势群体的恶性杀人案，社会广泛关注。

　　被告人黄某到案后，司法鉴定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一出，不少网民质疑“他是不是就有了免死金牌？”

　　“不要害怕群众质疑，社会有疑惑，我们就要去解决。”余剑作为审判长，带领合议庭一项项梳理证据，还原被告人行动轨迹。

　　“判断被告人是否要担责，关键看精神疾病对他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否有影响。”

　　经过大家反复核查，发现被告人事前踩点、挑选作案工具、现场选择作案对象等行为，都能明显显示他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他的精神疾病对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合议庭一致意见，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结果出来，社会普遍叫好。该案被写入2020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

　　2018年，余剑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现在面对难案能够镇定应对，离不开多年办疑难案件积累下的经验。”

　　“既埋头办案，又抬头看路”

　　通过办案来推动诉讼制度改革和法治进步。

　　这是他心中理想法官应有的样子。

　　2008年，余剑主审一起涉毒数量高达4000余克，而被告人始终“零口供”的重大毒品犯罪案。审理过程中，一节关键事实需要缉毒大队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如果他出庭作证，身份被识破，极易被打击报复。

　　保护证人和查清事实，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余剑提出，可以尝试“关键证人屏蔽作证”，也就是，证人不用出现在法庭现场，而是在专门房间，通过脸部打马赛克、声音变音、连线法庭的方式接受询问。

　　有人质疑，如何保证被屏蔽证人身份的真实性？

　　面对质疑，余剑从程序上予以回应：证人作证前，由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三方共同面见证人，确认证人身份，三方就证人身份签订保密协议。

　　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大大提高了证人作证率，也有效保护了证人人身安全，有利于法庭查明事实，随后被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纳。

　　“‘敢为人先’是余庭一贯的作风，”余剑的老搭档、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蒋红玮说，“他总是善于创新思路破解难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看守所实行全封闭管理，被告人无法提押至法院参加庭审。

　　疫情继续这样下去，开庭怎么办？大家有些焦虑。

　　余剑提出，刑事案件是否也可以在线庭审？

　　大家有些顾虑，因为刑事案件开庭涉及看守所、检察院、律协等多家单位，以前也没有尝试过，而且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可能也有一定障碍。

　　但余剑说，不尝试怎么知道不行？

　　余剑开始边带着大家研究刑事案件在线庭审法律依据，边一家家看守所去沟通。

　　“考虑到疫情防控和技术设备问题，起初看守所有些顾虑，我们承诺只要他们提供一个空间，我们来技术支持并安装设备，解除他们后顾之忧，最终打通两家单位的远程线路。”

　　后来，余剑又逐个与检察院、律协协商。各线路打通后，余剑带着大家多次测试系统，终于开起了本市首例刑事案件在线庭审。

　　首次在线庭审十分顺利，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随后，余剑带着大家总结经验，制订刑事案件在线庭审《规范意见》和《操作细则》，为上海法院全面推广刑事案件在线庭审，提供可复制可操作的经验。

　　“不惧挑战，积极应对新情况，既埋头办案，又抬头看路，通过办案来推动诉讼制度改革和法治进步。”余剑说，这是他心中理想法官应有的样子。

　　“想多做些人才培养工作”

　　如何带好刑事审判这支队伍，

　　如何培养刑事审判后备力量，我一直在思考。

　　2019年内设机构改革，原刑一庭、刑二庭合并，余剑担任合并后的刑事审判庭庭长。

　　合并后的刑事审判庭共有干警66人，80后占比近70%。

　　“如何带好刑事审判这支队伍，如何培养刑事审判后备力量，我一直在思考。”两庭合并后，余剑说他明显感觉身上担子更重了。

　　“我始终认为，党建、业务必须一起抓，中间的纽带是队伍。队伍建设要聚焦青年培养。”

　　2019年9月，刑事审判庭成立“知刑社”，寓意精通刑事法律，精研刑法理论，也寓意知行合一，德法兼修。

　　“知刑社”主要由青年组成。在“知刑社”，余剑指导他们办案、写论文、做课题、研讨交流，让他们参与专家法官会议讨论，为大家提供各种展示平台，让他们快速成长。

　　随后，余剑又在“知刑社”基础上，创建青年党建品牌“知刑党建”，开展一系列青年党建活动，增强青年政治素养。

　　潘自强是90后法官助理，也是“知刑社”成员。今年6月9日，院里召开“信息网络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最高法院、市检察院、市高院、知名高校等众多专家参会，潘自强被推荐作主题发言。

　　“说实话，在这样大型的研讨会上发言，的确有些紧张，有些没底气。”潘自强说。

　　余剑看出了小潘的顾虑，主动提出给他改稿。拿到修改稿后，潘自强发现，余庭逐字逐句用修订模式给出了修改意见。

　　为缓解小潘的紧张，余剑还利用午休时间，听他试讲，从听众角度再次提出修改建议。

　　研讨会上，潘自强的发言得到大家的认可，余剑也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余剑坦言，2019年是他进入法院工作的第三个十年。这个十年，他想多做些人才培养工作。

　　在余剑的带领下，刑事审判庭干警在上海乃至全国刑事领域崭露头角。1名法官获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先进个人，3名法官获评市禁毒先进个人，3名法官助理在全国学术讨论会获奖，2名法官助理顺利入额，1名法官助理获评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今年，刑事审判庭党支部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继他们获评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市模范集体、三次集体一等功等荣誉后的又一殊荣。

　　“现在的刑事审判庭是很理想的一支团队，大家凝聚力向心力都很强。”余剑说，他愿意倾尽一生，铸就刑事审判这一把利“剑”！守护百姓安宁，捍卫司法公正。

　　推荐人 张绍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刑法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余剑法官长期从事刑事审判，是上海审判业务专家，市一中院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在专业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我多次和他一起参加刑法界学术研讨，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都是脱稿发言，条理清晰，见解新颖，论证深入，逻辑严谨，既有很好的法理阐释，更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赢得学术同行的一致好评。他有中英两国的硕士学位，还是复旦的法学博士，但让我惊讶的是，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刑法学理论功底还不够厚实，让我给他推荐多本国内外刑法学名著，说要带着实践中的问题去重读经典，这种不断学习进取的精神十分难得。我们也经常探讨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在讨论中我也能深深感受到他对个案公正裁判的一种执着追求。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新时代刑事法治建设不断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