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界河“乌江天险”石刻（5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乌江，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两岸奇山对峙，江中礁石嶙峋。86年前，3万余红军扎竹筏、搭浮桥，突破波涛汹涌的“乌江天险”，取得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利。

　　依然是这条河，已然旧貌新颜。五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十级电站蓄能奔涌，“悬崖村”出山铭记不屈信念，“污江”变“清河”，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

　　从“盐油古道”到“黄金水道”，千里乌江百年沧桑，天险绝壁间镌刻下色彩斑斓几多传奇。

　　“水马”跃江，“英雄河”留下红色传奇

　　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5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贵州瓮安，江界河畔，矗立的红军抢渡乌江纪念碑，记录着80多年前红军取得的那场胜仗。

　　这是鼓舞人心的胜利。1935年1月15日，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详细记录了抢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悲壮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在西进贵州途中，红军内部围绕“东进”和“北上”争论激烈，前方乌江北岸国民党重兵扼守，后有追兵围堵，敌人妄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位于乌江中游的江界河（5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在乌江沿岸群众生死相依支撑下，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桥。1935年1月1日至6日，冒着敌人滚滚炮火，红军在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回龙场、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抢渡乌江，挺进遵义，为实现伟大转折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乌江天险，浪急滩险、暗流涌动，红军为何没有重蹈湘江战役覆辙？

　　在瓮安县猴场镇，一栋百岁四合院。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猴场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批判了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准备渡乌江北上。红军总政治部还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敌军开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中实事求是、主动求变，这种精神犹如“灯塔”，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贵州省遵义市乌江镇一景（4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在遵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红渡村，93岁老人王顺昌珍藏的父亲王义和一张黑白老照片诉说着答案——

　　照片上，王义和面带微笑，肩膀上扛着一根又圆又粗的竹子。照片背面写着：“王义和保留当年红军过乌江架浮桥兰竹纪念。”落款是：遵义纪念馆，1969年10月。

　　当年，红军用自己的言行赢得百姓支持：世上还有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乌江沿岸群众主动砍竹子、拆门板、拿箩筐，帮红军扎竹筏、搭浮桥。

　　王义和与村里几个人自愿去城隍庙帮红军打龙绳，红军渡江后，他留下两根搭浮桥用的竹子，直到1969年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

　　“我父亲说，神啦，神仙架桥都修不起来，红军一晚上架好，还过了千军万马。”王顺昌说，从那以后，当地人都喊竹筏“红军水马”。

　　风险挑战、挫折坎坷，击不垮勇敢无畏的共产党人；“水马”跃江，迈过一个个“拦路虎”，迎来一片新天地。

　　“乌江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条湘江’？因为红军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又回来了。共产党人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黄先荣说，“过去这是我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搞好各项工作，走好新的百年征程的强大思想武器。”

　　“五龙”过江，“黄金河”捕捉金色机遇

　　位于乌江中游的江界河（5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全长1044公里的乌江，横穿贵州7个地（州、市）的47个县（市、区），奔腾于大娄、武陵山脉之间，气势磅礴、峡滩踵接。因两岸山体倒映水中，江水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

　　端午时节，乌蒙深处、乌江岸边的化屋村里，游人如织。紧邻乌江源头水域的同心广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同胞对山歌、吹芦笙，与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

　　这个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大峡谷的村寨，过去的名字叫“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群山阻隔、险流环绕，这里曾被列为人类不宜居住之地。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一景（2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以前外出，都要翻过一个叫‘手扒岩’的几十米高的悬崖，勉强站得住脚，手要拉着崖边的树藤、石缝才能避免摔下去。”说起以前村里的出山路，贵州省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很是感慨。

　　脱贫攻坚决战也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决战。4年前，“化屋基”苗族群众从悬崖下搬到了江边的移民新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2019年，化屋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作为贵州第一大河，乌江从大山深处奔涌而出，注入长江。流域最高点海拔2900米，而河口水面仅为海拔136米，巨大的天然落差造就了“一座水电富矿”。

　　乌江的径流量与黄河相当，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河流。千里乌江、十级电站，青山绿水中串联成线，总装机866.5万千瓦，源源不断供给着绿色能源。

　　作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纽带，乌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古时从四川、重庆运送盐，沿乌江逆水而上，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又将桐油、生漆、五倍子、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这种生态延续千年，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盐油古道”。

　　贵州省乌江特大桥（4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20世纪60年代以来，川黔铁路乌江大桥、川黔公路乌江大桥、贵遵高等级公路乌江斜拉桥、兰海高速公路乌江特大桥和渝贵快速铁路乌江大桥相继在遵义市乌江镇境内不到两公里范围内的乌江之上建成通车。

　　五桥飞渡乌江的壮丽景观，成为“地无三里平”的贵州交通巨变的有力见证。

　　2014年，我国提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贵州省被纳入长江经济带规划。乌江梯级电站上即将投入运行的“超级电梯”，又将帮助沿线群众实现多年来“通江达海”的夙愿。

　　“铁腕”治江：“生态河”实现绿色蜕变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以近四成的省内面积，承载着贵州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快，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流域地区。

　　两岸资源富集，乌江流域拥有我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基地。曾几何时，因工业的快速发展，乌江变“污江”，一度拉响生态“警报”，成为贵州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乌江治理，难在治磷。34号泉眼治理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附近企业磷石膏废渣产生的污水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系从34号泉眼集中涌出流入乌江。污染严重的时候，乌江镇河段整个江面成了“米汤河”。

　　十多年来，贵州以34号泉眼为重点，痛下决心解决乌江磷污染难题，源头治理、以渣定产；末端兜底、标本兼治。

　　“为了弥补‘环保欠账’，企业投入可以说不计成本。”贵州磷化集团董事长何光亮说，企业投入34号泉眼的环保治理费用已超过10亿元。

　　“进入汛期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汛情和水位情况。”贵州磷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梁礼强说，去年汛期，34号泉眼污水处理设施全系统开机，实现污水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

　　乌江清，贵州水清。治理乌江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生态治理加快了乌江流域“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为解决磷石膏废渣带来的环境问题，贵州全力推进磷石膏用于生产新型建材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对新产生的磷石膏，在矿井下就地回填。

　　2018年，贵州出台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化工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肥、磷酸等产品指标直接挂钩，倒逼企业提高废渣综合利用，加快转型升级。

　　2020年，乌江干流水质首次达到Ⅱ类标准，“牛奶河”变成“清水河”，34号泉眼下游再现碧水东流、清波荡漾。

　　红军抢渡乌江是激发斗志重塑信心之战，如今，红色“英雄河”正在努力打赢另一场“战斗”：保护好乌江流域的绿水青山，才能赢得金山银山。实施全面禁渔后，沿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绿色产业，让退捕渔民没有后顾之忧。

　　余庆县大乌江镇乌江社区渔民何文富上岸后，在红军突破乌江纪念园的游船上做水手，妻子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厨师培训，在镇上开了个夜宵店，家庭年收入10多万元，生活比原来还要好。

　　滔滔江水、惊涛拍岸，千里乌江奔涌向前，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记者李自良、王丽、李惊亚、李黔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