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古装探案喜剧《御赐小仵作》从开播时的“又穷又糊”，一路逆袭成某影评网站评分高达8.3的黑马，多次破圈上热搜。许多观众在追剧之余不禁追问，剧中女主角楚楚如果来到真实的唐朝，会如何参与案件侦破工作呢？

　　遗憾的是，唐朝并没有仵作，或者说唐朝不一定有仵作这个行当，即使有，现存史籍中也没有留下关于仵作的任何记载。

　　（一）

　　唐朝虽然没有仵作，但有法医检验。作为司法勘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医检验在我国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关于法医检验的记载。《吕氏春秋》卷第七《孟秋纪》有言，“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还有“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即是根据法医检验身体伤害程度、界定罪行轻重，来实现“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的司法目标的例证。

　　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也保存了战国时期法医检验的文本。

　　据《贼死爰书》载，某地发生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后，令史带领牢隶臣到现场勘验，发现男子尸身“在某室南首，正偃”，直躺在某间房屋内，面朝上，头朝南。“某头左角刃痏一所，北（背）二所，皆从（纵）头北（背），袤各四寸，相耎，广各一寸，皆中类斧”，左太阳穴有一处刀伤，脑袋后部有一处大约四寸长、一寸宽的伤口，鲜血从一侧流向另一侧，从伤口形状可以初步判断是受斧头伤害；“脑角出皆血出，柀（被）污头北（背）及地，皆不可为广袤”，死者胸部、太阳穴、脸颊及眼窝都在向外渗血，血布满死者全身并流到地上，无法确定血迹长度宽度；“它完”，尸身其他部分完整无缺。

　　死者衣物有“衣布禅裙子、襦”即平布衫、裙子和短上衣各一件。“其襦北（背）直痏者，以刃夬（决）二所，应痏……”上衣背后有两道垂直切口，已经被血污染，平布衫中间也有血迹。“男子西有髤秦綦履一两，去男子其一奇六步，一十步”，尸体西面有一双秦地式样的涂漆鞋子，两只鞋子分别与尸体有六步、十步远的距离。“以履履男子，利焉”，经现场试穿，鞋子与死者脚型大小适合。由于地面很硬，“不可智（知）贼迹”，无法找到凶手足迹。“男子丁壮，析（晳）色”，被害人体格健壮，皮肤有光泽，身高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腹部有两处艾灸引起的旧痕。

　　这一记载对尸体位置、受伤情况、伤创大小等都有详细描述，反映了当时法医检验的细致谨慎。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这份检验报告“也许标志着法医学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要求检查者做出这么精确的描述本身就是很惊人的”。

　　（二）

　　《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斗殴、疾病、中毒等方面广泛规定了法医检验的内容，如卷第二十一《斗讼》载，“诸斗殴人者，笞四十；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伤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

　　这些规定中的斗殴伤势轻重，需要根据法医检验的结果确定，以便处以相应刑罚。如果众人群殴，即“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要检验出被害人身上伤痕中最重要的地方或致命之处，对下手最狠者处以重刑。

　　《唐律疏议》卷第四《名例》规定，百姓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废疾”即有残疾缺陷者，如果因犯罪被处以流罪以下刑罚，可以“收赎”，即用钱物免除刑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即患重病和不治之症的百姓，犯下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时，可以“上请”，酌情宽免。要执行这些宽刑规定，就需要对犯人年龄和患病情况进行法医检验。

　　《御赐小仵作》第1集中，楚楚刚到长安，就见一老伯碰瓷马车，向车主索要医药费赔偿。楚楚一眼就看出老伯小腿伤痕异常，实乃伪造，分明是碰瓷讹钱，她还当众拆穿所谓老伯实属青年壮汉假冒，这情节无疑是唐律对犯人伤痕轻重、患病实情、年龄大小进行法医检验律条的再现。

　　法医检验当事人患病和死伤情况时，难保出现检验不实现象，《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五《诈伪》对此则有明确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按照唐律，诈病者杖打一百，自残诈伤者判处徒刑一年半，诈死者判处徒刑两年。法医如果对诈病、诈伤、诈死情况检验不实，就要在当事人所受处罚的基础上进行减轻一等惩治，即分别受到杖打九十、徒刑一年、徒刑一年半的处罚。

　　如果当事人明明患病受伤，“若实病及伤”，法医检验时却“不以实验者”，报告当事人无病无伤，就是故意陷人受杖责或徒刑；如果当事人“实死”，而法医检验却言“不死”，就是故意陷人受两年徒刑。这种情况下，法医就犯下陷害罪，要依照被害人所受惩罚标准对法医进行处罚，分别处以杖责和徒刑。如果法医只是存在不如实检验的意图而尚未执行的，则减轻一等处罚。

　　（三）

　　《御赐小仵作》第29集中，楚楚、景翊、冷月等人侦破一起毒杀案，断定有人用胡茄花花籽下毒害人。《唐律疏议》对用毒杀人也有规定，卷第十八《贼盗》“凡以毒药药人，谓以鸩毒、野葛、乌头、附子之类堪以杀人者，将用药人，及卖者知情，并合科绞”，使用野葛、乌头、附子等药物杀人，要将下毒者处以绞刑；售卖药物之人如事先知情，亦一同受死。要断定死者是否为中毒致死，就需要根据被害人饮食状况、发病症状、尸身表象等进行相关法医检验。

　　从《唐律疏议》中的这些法律规定来看，唐朝虽然还没有出现仵作行当，但法医检验的需求相当广泛，法医检验的经验积累亦逐渐成熟。

　　经过从先秦到汉唐的职业分化，五代时开始出现“仵作”一词，但多指从事殡葬行业之人，而非法医。宋朝宋慈写就法医著作《洗冤集录》，对法医检验提出严格要求，对检验报告的格式、写法都有明确规定。元明时期，仵作深度参与到法医检验工作中，清朝时仵作正式进入州县衙门官吏队伍。

　　尽管仵作在古代司法体系中地位低下，在社会上受人轻视，在文学小说中负面形象较多，但仵作长期的实践，为司法勘验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最终借助医学解剖技术，推动古代验尸检骨转型为现代法医检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