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费孝通心中“最有才华的三哥”,年仅22岁就以学生身份在当时顶级的学术刊物《法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两篇论文。
他是中国现代法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
一个时代的面纱缓缓掀开,尘埃散尽,他的形象缓缓浮现。学者评价说,“学养深厚、学贯中西。”不仅是法科翘楚,更是“不该被遗忘的法科学人”。
他就是费青。
1907年,费青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24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
在东吴大学,他积极投身革命,很快成为苏州各校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他请恽代英、萧楚女到学校讲演,创办平成工人夜校,帮助纱厂工人罢工,作为江苏学生代表去广州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遭到军阀孙传芳通缉。
后来,费青认为学医只能医治疾病,不能拯救国家,他转而攻读法律,希望能实现“依法治国”。
费青手记。来源: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
1934年,费青考取清华大学公派出国留学生,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研究院,从事国际私法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那一届的公费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前往美国留学,而费青却选择前往德国留学。有不少人问原因,费青解释说:“我因为英美法系和我国法系太不相类,所以特别请求转赴德国。这请求被允准了。”
可见,一开始,费青留学就不是单纯地学习西方,更是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增砖添瓦。
1938年春,费青学成归国任教。
兼采中西的费青,很快在讲台上崭露才华。有学生评价说:“北大的缺点是老气横秋,联大的缺点在‘松弛散漫’,自先生来后,不但使我们变得年‘青’,而且教我们多‘费’些功夫检点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风般温和,也像秋霜似的严肃;他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他会讲玄奥的法理,也会讲有趣的实例。总之,他从不肯盲目地走向极端,而谨慎地求得最妥善的调和。他从不肯任血气来论断,而用理智来寻求公平和正义。”
费氏三兄弟费振东、费青、费孝通,1950年前后摄于中老胡同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8日,东吴大学校董会一致通过“停办学校案”。留沪的大部分师生“彷徨四顾,存心悄悄,莫知所适”,“顿成‘孤儿’,荒芜所依。值此危难之际,费青决定弦歌不辍,坚持兴办学堂,让无法远去内地而留沪的师生“师有所教,生有所学”。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费青随校回到北京。他一边教书,一边以律师身份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这年冬天,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暴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
案件受国民党当局阻挠,不仅没有公开审理,两个美国兵还被无罪释放,激起了北平学生的联合抗暴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为镇压,以户口大检查为名逮捕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一时间,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北平。
当时,费青是北京大学处理这一案件的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迅速联络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2名在学界有影响的教授,发表了《保障人权公开抗议宣言》。同时,他与沈从文、朱光潜等多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
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反动当局陆续释放了被捕学生。
早在1929年,费青就开始为共产党人辩护,大多律师都认为此类辩护会引火烧身,纷纷采取回避态度,唯有费青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有一次,一位小学校长和两位教员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证人”自称是一个已经自首的共产党员,说自己曾经和这三人在他们学校里开过秘密会。费青看出“证人”是假的,当庭请求法官令他把学校位置画一张简图,命巡捕也画一张,果然两张图全不相同。
费青当即指出:“证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学校,完全是伪证,要求法庭将三名无辜被告释放。他发言时,旁听席上一片肃静,国民党政府人员怒目而视,法官十分尴尬。
1949年北平解放后,费青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即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教授、副教务长,是中国当时仅有的三个法学二级教授之一,为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他还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中国政法学会理事和研究部副主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专门委员及外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并且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书,任命费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1957年7月,费青病逝于太湖之滨,年仅51岁。
很长时期,鲜有人了解费青其人其事。直到2015年5月,一部《费青文集》面世,才让更多人了解到费青的法律研究成果与心声。
参考文献:
《不该遗忘的法科学人费青丨中法评·影像》,《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1月,白晟、费平成
《千古文章未尽才——法学家费青先生侧记》,《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2017年3月,白晟
《他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费孝通心中“最有才华的三哥”》,2017年2月,钱晓燕
【光明日报】遥望费青:一个法科学人的背影,2015年5月,李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