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后，梁金奎仍能清楚记起“老东家”被新政权接管的场景。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距离梁金奎到河北高等法院工作，尚未满一年。

　　或许因为身家清白，在“旧法院”工作时间不长，他接到了留用通知，被要求一边接受改造，一边筹备3月18日的接管仪式。

　　接管仪式被安排在法院大楼后院的网球场上举行。

　　3月18日是个大晴天。会前整队时，接管人员列队喜气洋洋地站在主席台右侧，而“旧法院”人员则士气低沉地站在主席台左侧。

　　上午9点，北平市军管会主席代表王斐然宣布：“接管开始。”原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代表四家单位（即河北高等法院、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北平市地方法院和北平市地方法院检察处）向军管会移交权力。

　　邓哲熙双手托着象征法院司法权力的铜制方印，缓步从队尾走到主席台前，将大印呈交给王斐然。王斐然接印后，将大印放在桌上。

　　“砰”一声巨响，军管会工作人员事先预备了一把大榔头，用劲砸到法院大印上。

　　王斐然随即宣布：“伪法院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权力归由华北人民法院行使！”

　　王斐然是谁，在这个重要时刻接印？

　　1904年1月13日，王斐然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广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很早就投身于革命事业，18岁上中学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考入北平的中法大学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成立临时高等法院，王斐然任院长。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王斐然被选为高等法院院长。

　　此时，边区的司法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战争的影响，还包括法律专业人员不足、审判人员司法经验欠缺等情况，就连王斐然自己，也坦承“当初并未学过法律，也未作过司法工作”。为此，他组织懂法律的同志办起了司法干部培训班，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使边区司法干部的法律业务素质有了较大的提升。

　　在边区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王斐然提出：“制定法规要根据需要，审时度势，与当时对敌斗争的情况相配合。”并主持制定了《破坏坚壁财物惩治办法》《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有效地配合了对敌斗争。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他重视调解工作。法院在各区设调解处，在村设调解委员会，将大量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他还与同事共同起草《劝解办法》，通过晋察冀日报社编印颁发，对纠正当时基层乱开斗争会的现象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

　　1944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于力（左）、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在捻毛线。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后，王斐然当选为华北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审判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市百废俱兴。3月15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奉华北人民政府之令，任命王斐然为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长，训令由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签发。

王斐然被任命为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长的训令。

　　北平市人民法院是北平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市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法院的双重领导，地址位于原司法部街72号，即现在的人民大会堂所在的位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干警、北京法院院史馆讲解员牛犇介绍，当时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法院主要依照党的政策和部分单行法律审判案件。为了促进审判工作的规范化，王斐然带领大家及时总结审判实践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以草案、总结等多种形式规定了主要刑事、民事等案件的处理标准。

　　例如，制定《刑事案件处刑标准草案》，对盗窃、烟毒、欺诈、特务、杀人、抢劫等15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制定《关于处理各种民事案件标准草案及处理原则》，对婚姻、劳资、土地、工商业、债务、房屋等6个方面的案件纠纷的处理原则作出规定。内容具体务实，可操作性强，很多条文的内容与现行法律规范的立法原则一致。

　　在普法方面，王斐然更是身先士卒。1949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作了题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的报告》。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他带领法院工作人员广泛宣传，亲笔撰写《从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看婚姻法》一文，刊载在《新中国妇女》杂志上。

　　王斐然在《新中国妇女》上发表的题为《从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看婚姻法》的文章。

　　在审判实践中，王斐然带领法院大胆创新，试行了集体调解、巡回审判、就地审判等审判方式，对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档案记载，1949年7月26日，北平市人民法院派出了由5人组成的巡回审判小组，带着36件案件到门头沟区进行巡回审判，这是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下区的巡回审判小组。当地群众反映：“人民法院下来了，又能解决问题，我们又少花许多路费，少耽误很多工夫。”

　　1955年4月28日，为贯彻落实人民法院组织法，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成立，至此，全市法院形成高级、中级、基层三级建制，王斐然任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58年，王斐然被错划为右派，暂时告别了司法工作，下放到首都图书馆，在逆境中编写完成近百万字的书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斐然继续投身法制建设。1979年，他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并连任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八二宪法”草案公布后，他参与并主持了首都法学界“宪法修改草案座谈会”，呼吁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提高法制观念。

　　1994年8月7日，王斐然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0周岁。在生命垂危时，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了首都图书馆。

　　参考文献：

　　[1]何帆.时间开始了[J].人民司法,2019(18):100-104.

　　[2]牛犇.王斐然:以国家法治建设为己任[J].人民司法(天平),2016(30):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