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热情接待了自北平而来的法学家陈瑾昆，席间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国民党特务为你送行，真得感谢他们啊！”

　　陈瑾昆回答道：“是您和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我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陈瑾昆，湖南常德人，1887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青年时期远赴日本留学，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位。自日本学成归国后，陈瑾昆虽先后在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诸司法部门出任要职，但其投入精力最多，也最为看重者，仍为大学教职。

　　从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到后来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瑾昆作为教授，常一人独讲多门法学课程，桃李满天下。与此同时，他还撰写有多部法学专著，从民法、刑法到诉讼法，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发。

　　譬如在《民法通义总则》中，陈瑾昆详细地考述了民法的语源、意义及基本概念，指出民法渊源于古罗马之市民法，“当时所谓市民法者，不仅为私法，并含有公法，亦不仅为实体法，并含有程序法。其语义乃系与万民法对待而称。”民法的意义是“规定实体上权利义务之私法”。这些研究，无不反映出他对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娴熟。

　　抗战胜利后，陈瑾昆返回北平延续了法律职业生涯。然而，仅过了短短两年，他却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北平，去往陌生的延安，其中还有个曲折的过程。

　　事实上，无论是做法学教授，还是做律师，收入都很高，并且受人尊敬，在《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的长文中，陈瑾昆记述离开北平时的个人境况：

　　余个人境况，至近亲友均能知之：在日本投降时，原已决意在平市朝阳门外购地筑圃，栽花种菜，娱乐晚年。即在目前生活奇昂之时，以我小康，亦尚可自给，律师本与教授均为自由职业，且为高尚职业。

　　但是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律师并不高尚，“故余早在国民党宣布‘停止沦陷区律师执行职务期间’以前，即宣言不作律师。教授则因国民党化太甚，亦欲在其统治区内力图摆脱。”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陈瑾昆对抗战后国民党施行政策的反感。在他看来，国民党已经“决心维持专政与独裁，反对和平与民主”，这违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固有主张，更与其作为法学家的理想信念发生了抵牾，“依孙中山先生所定建国纲领，训政原只限于‘最短时期’，应立即进行自治，进入宪政。国民党训政十九年，仍欲维持专政与独裁。所谓训政约法，依‘法律时效’，本已不能有效。”

　　而对共产党，陈瑾昆则颇多赞誉。与延安《解放日报》记者谈话时，陈瑾昆谈及对解放区司法的观感：“尤其司法工作，较之蒋管区大不相同。因为人们生活改善财产争执同犯罪者比较少，所以民事诉讼也比较少。而最优的一点，是注意调解，一般的争执，由乡村干部解决了结，不致成为司法问题。”

　　当然，仅仅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并不足以促使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作出如此重大抉择，真正让其人生转变的，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发生的“中山公园事件”。

　　1946年4月21日，应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的邀请，陈瑾昆在中山公园上台力陈内战的危害，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在场的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讲演，采用各种破坏行动，一块砖石击中了陈瑾昆的前额，他的眼镜被打碎了，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

上海《消息》半周刊报道陈瑾昆遭遇

　　六月中旬，陈瑾昆应毛泽东邀请到延安考察，“看到延安这里的乡村，觉得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人民生活、军队、文化、党务、经济等方面同蒋管区比较是有天壤之别。”

　　或许因为同是湖南人，他自始便得到毛泽东的关照，“晚毛主席为符（定一）、陈（瑾昆）洗尘”。

　　八月底，陈瑾昆历尽万难，摆脱特务监控，携夫人赴张家口解放区，毅然发表《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一文。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信给陈瑾昆说：“今日阅悉专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

　　随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同年12月，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介绍，陈瑾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来年春节，毛泽东还请陈瑾昆全家吃团圆饭。

　　此后，陈瑾昆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开始起草解放区的《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法律文件，经常当面请示或书面报告毛泽东。仅在1947年，也就是陈瑾昆到达延安的第二年，毛泽东就三次亲笔写信给陈瑾昆，不仅有对新中国法学研究方向的指示，也有对研究成果及贡献的鼓励，更有朋友之间的真挚问候。

　　1月份的信中写道：“从新的观念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一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

　　7月的信中写道：“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其中赞许之意，溢于言表。

　　11月的信中又写道：“我们宁可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除了谈形势、工作之外，毛泽东结尾时还谈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对陈瑾昆家人的问候。更有意思的是，此信之后还有“江青附笔祝全家安好！”

　　陈瑾昆在延安还延续了他法学教育家的身份，为共产党从事法律工作的领导人讲授法律课程。

　　谢觉哉在日记感叹道：“陈老讲民事诉讼法，切实可听。”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陈瑾昆出任华北人民法院院长。解放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的多部重要法律，为司法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9年5月14日，陈瑾昆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特意撰写挽联纪念他：“单骑突包围，解放旗开，公来独早；兆民齐跃进，共和国建，灵其永安”。

　　（本文资料由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韩伟副教授提供）